公益中国人(元振国)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在扎西境内召开一系列会议的统称，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是，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敌人实行严重的白色恐怖、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态势下召开的，会议仅持续3天。如常委分工、军事路线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及时解决。
在执行遵义会议作出的渡江入川的决策失利后，红军被迫进入川南、黔西北、滇东北一带集结。1935年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
土城战役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有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官兵带来极大的振奋。可是红军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
从叙永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十二天。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
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中。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缴”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动不定，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
1935年2月6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仅三百户人家的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毛泽东宿营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
在行军途中，中央政治局领导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从1935年2月5日至2月9日，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扎西县境内，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在水田寨、大河滩、扎西寨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次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即博古交出中央大权，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博古从此没有了决策权。交接过程很简单，就是让当时中央“几担装有文件和印章的挑子”从此跟着张闻天行军，由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同时，鉴于国民党在川西南重兵防守围堵的恶劣态势，改变了遵义会议上决定的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作出回师黔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决策，真正摆脱了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后，由张闻天负责根据与会各方讨论情况起草《遵义会议决议》，该决议在扎西会议上得以通过。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便于调动队伍，会议决定对军队实行精简缩编，将原有建制的30个团除了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遵义会议前，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加之国内形势紧迫，导致在长征后的4个月时间里，中央失去了对一些革命区与红军部队的领导。扎西会议改变了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状况，针对项英连续发电报询问行动部署，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并转各中央分局，要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地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等策略，重新恢复对各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领导指挥。
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它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它也是长征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它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那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
毛泽东提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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