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土场战役发生在遵义会之后，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为主力进行的。由于红军在战斗中损失较大，对这场战役的评价，党史和军史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但在今天看来：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和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毛泽东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当时，蒋介石部署了中央军、黔军、川军、滇军、湘军、桂军、粤军的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对红军来说，能否寻机歼敌一部，是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一环。
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两天后)，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有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黔军，黔军居高临下地开始向中央纵队火力射击，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但因警卫连的火力太弱，眼看黔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着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黔军冲了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哩。”
柏辉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着很近。中央纵队遇险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迫使追击的黔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两百多米对峙着。1月20日，中央纵队到达了黔北重镇桐梓，在桐梓“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作战计划明确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作战计划内容及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了中央红军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和。
至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不是军事秘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
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这时，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的兵力，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滋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三公里处的青杠坡，有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北出贵州进入四川，土城是必经之路。
战斗从28日凌晨开始，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兵分两路，对青杠坡的川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杠坡北段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在在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官兵终于占领了这个阵地。
山脚下一块小平地上的村庄叫永安寺，中央的寺庙里就是川军的指挥所，它的四周修筑着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这三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在打完了子弹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掉了六颗牙，鲜血染红了他的前胸。
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实为6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但从来都不墨守成规的他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急令红1军团红2师火速返回增援，但是，2师最快也得三个小时才能赶到青杠坡。二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时，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陈赓说：“有，有我们的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
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是由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干部团政委。
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雄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有力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阵地前沿更是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有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的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赶到的红一军团二师与干部团发起了新的冲击，一直打到了指挥所附近。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了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1月28日下午，中革军委在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时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正汇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决定必须迅速轻装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的物资。
1935年1月29日凌晨三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
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元厚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红三军团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了的炮弹的炮统统扔到河里。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奉命右纵队的渡河地点元厚渡口。营长刘新金挑选了三十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利用杀猪用的大木盆泅渡过去。在激烈的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营主力乘势强攻，控制了元厚渡口。
最让周恩来担心的是能否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佛桥架设起来。周恩来在在架桥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搜集到的贩盐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中央纵队顺利地渡过了赤水河。
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在一个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修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了，川军追击的子弹在队伍上空呼啸，康克清在在最后沉着地阻击敌人。他在敌人冲到冲到眼前的时候，仍然勇敢地向敌人射击着。一个川军士兵抓住了她身上的背包，康克清一转身把背包留给了那个川军，自己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付了钱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当川军追到河边，看到赤水河河面上飘满了木板的碎片。
红军在土城、元厚两地一渡赤水，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对于“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评价土城战役的得失和战略意义，不能仅从表面现象的红军伤亡多少而论，应从战略高度看它能否达到将敌击溃、使其再不敢咬住红军不放，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预期目的。如果预期目的达到了，就应当肯定其战略构思上的成功。再者，土城一战，川军伤亡亦大，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因土城一战失利，不得不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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