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配合杀敌人，买办豪绅和地主，坚决打他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冲锋陷阵杀敌人，消灭反动国民党，民权革命快完成。
“扩红”运动发生在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苏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头而采取的重要策略。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扩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围剿”补充了革命武装力量,壮大了红军队伍,为苏区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军事和政治基础,但在实际操作环节,“扩红”运动的一些政策措施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超越了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的承受限度,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当兵就要当红军》这首民歌就流传于当时的中央苏区。
公益中国人重走长征路到瑞金
当时，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十分猛烈，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由于伤忙巨大而出现了严重的兵源短缺。博古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甚至共和国全民，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展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但当是，整个苏区的人口大约才三百万，不知博古创立的在短时间内把红军的数量扩大到“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的设想从何而来?即使在鼎盛时期，全国苏区内红军作战部队总数也没有超过二十万。
直到如今，在长汀、在瑞金、在兴国、在于都、在整个苏区仍然流传的当年人们踊跃参加红军的故事。
1934年5月一个上午，会昌县麻州区扩红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要求加入红军的青壮年把区苏维埃政府扩红工作站围得水泄不通。这是一位60岁的老人走向前：“同志，我叫曾汉烂，要求当红军!”当区苏维埃政府负责征兵的干部得知60岁的老人要求当红军时，深受感动。由于年纪太大，老曾蘑菇了半天，区苏维埃负责的干部也没有同意老曾当兵的要求。但他仍不死心，还是缠着不走。区苏维埃负责征兵的干部灵机一动便给老曾出了一个难题：“你如果能带10个以上的青壮年来，我们就搭上你这个老同志。”
老曾听了满口答应：“好，只要我能参加红军，明天我一定带10个后生来。”
老曾回到家里，恰巧遇到邻居大妈正在劝自己的儿子报名当红军，于是便冲着年轻人发问：“你这后生真有骨气，当红军还要母亲劝?我这么大年纪了都报了名，你还好意思待在家里?”几句话就把邻居的后生说得耳赤脸红，表示明天就去报名。接着他又拿出自己唱山歌的绝活，马不停蹄地奔向几个偏远的村庄，“手中鼓点阵阵响，山歌唱的流水长，愤怒控诉恶势力，热情歌颂共产党。一声声来一字字，有血泪呀要反抗，红军为咱老百姓，咱们来把红军当。”他唱了《当兵就要当红军》《革命道路要认清》。唱的老人妇女流了泪，唱得青壮年当场表示与他一起当红军。第二天老曾就带着14个青壮年后生来到了区苏维埃政府参加了红军。曾汉烂参加红军后，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事事走在前头。1934年10月，他随着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在翻越雪山时因过度疲劳，不慎滚落悬崖，实现了“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去吧，跟着红军走吧。”16岁的宋有发娣拉着丈夫曾光祥的手，恋恋不舍，做了七年童养媳她刚跟曾光祥完婚。“丈夫在西江补充团时，我去看过两次，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拿着新做好的鞋子，煮好的鸡蛋，但队伍已经走了，没见到。”1983年宋有发娣收到瑞金县人民政府补发的曾光祥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1934年北上无音讯”。宋有发娣手里拿着崭新的证书，连同她在200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证书一起贴在胸口，泪眼婆娑，她喃喃自语：“活着回来多好，我的光祥，我的光祥......”
1934年9月扩红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有十七万人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红军。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共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一万八千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兴国参军的五万青年中两万三千人成为红军烈士，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在战斗中兵力几乎损失殆尽，他在红军序列编制中仅仅存在了六十天。
广昌战役的失利，前沿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部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是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最终制定的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问题，其悲剧在于，所有人都清楚，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
而留下来这些高级干部中牺牲的就有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瞿秋白。这位被王明路线迫害的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935年2月24日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6月在长汀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牺牲，时年36岁。
也许和毛泽东有关，已经58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了下来，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在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5年2月24日，被反动地主武装枪杀稻田之中，牺牲时怀里揣着他那双舍不得穿的布鞋。
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被要求留在苏区，1935年3月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在江西大庚被国民党强杀。刑前，军警给他带上了沉重的镣铐，刘伯坚托着带有枪伤的腿从大庚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镣铐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留在中央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贺昌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的古柏，1935年3月6日他率领着闽粤赣边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战斗中牺牲。他们都是间接地被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博古所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九军团进行战略转移作为首批部队来到武阳村，在当地的村民的舍身帮助下，通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第一座桥——武阳桥。
当时，红军第九军团官兵一万多官兵从福建长汀中复村赶过来已是半夜。队伍后边随时有可能追上来的敌人，仅凭小木桥那单薄的桥身根本无法承受一支急行军的队伍，桥上的人多一些，，行走快一些，桥体便摇晃得厉害，随时都可能垮塌。
火把照亮了武阳村的夜空，战士们的说话声、木桥的吱嘎声惊动了附近的村民，村民循着火把和声响，豪气地来到河边：“这是红军啊，是我们的队伍呀。”1930年8月武阳区政府成立时，全区人口两万多人仅武阳村便有九百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看到红军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了解到红军所面临的困难，乡情们没有犹豫拿出了自家的床板、木凳、布包、油桶等物品用来加固桥面，帮助红军过河。一位老乡把自己家给儿子结婚用的新床搬了出来。一位老奶奶过来凑热闹，听说后，颤巍巍地让红军战士把自家的木料搬来，见到木料，才知道是老人准备后事的棺木。村民们和红军战士噙着泪水，将家家户户献出来的珍贵木板运到河边，木匠来了，铁匠来了，水泥匠也来了。他们一边打着木桩，一边低声喊着号子：“心里不要慌，眼睛看木桩。搭好红军桥，一起上前方。”就这样，一座宽一米的临时木桥搭起来了。红军战士要过河了，妇女们又送来鸡蛋、米果、炒豆、草鞋、斗笠和蓑衣，让红军战士带在身上。
为了保证红军战士顺利地过河，上百个男子跳进河里用身体顶着摇晃的桥墩，肩膀扛着不稳固的桥板，还有的竟让红军战士在着自己的肩膀过河，保证了红军战士顺利过桥。
红旗飘军号向，子弟兵别故乡。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此时，我站在河边望着对面武阳桥的旧址，心潮澎湃，眼前仿佛闪现着那一幕幕壮丽的场面，于是唱起了长征组歌《告别》。
中央红军要走了。1935年10月10日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梅坑阳光灿烂。村口聚集着一支红军的特殊队伍——干部休养连。大约有一百余人，其中包括时年五十七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五十岁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四十八岁的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了下来。
毛泽东原不在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名单里，周恩来这个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坦度异常坚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全体干部和红军官兵交代。周恩来最后一句话意义深远：“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
博古突然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边和李德商量，李德一向认为“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的毛泽东是个“危险的人物。如果把毛泽东留下，当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小天地。当年在井冈山上毛泽东仅仅只有几百人，不是后来就发展成了一个共和国吗?那么让毛泽东留下正是给了他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机会，就这样，毛泽东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了。
有幸获得被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这个男孩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由于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不准带，他给妹妹贺怡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从这一天起直到四十九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共有三十一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
送 别
1934年10月10日，这个是一个离别的日子，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老乡家的房子，把水缸里挑满水，上山割了草把老乡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就家家户户聚集在一起，妇女把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战士，年纪大的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那个红军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战士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一些百姓站在路边想认出行进在队伍里的孩子和兄弟。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十四岁背着父母参加了革命，母亲不知道他去了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不久前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六年后，从他老乡那里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就派出一个包括他的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其中还有他的堂嫂也来看在这支部队的连队里当司务长的堂哥。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鸭活鸡的担子从百里外找到了部队，杨成武一出门看见站在角落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他的那位堂哥这时执行任务刚回来，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就要分手，堂嫂拉着堂哥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
在于都河边，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六十岁的老人把自己三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队伍，其中有两个儿子已经牺牲，她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她那唯一还活着的儿子。
天色越来越暗，于都河挤满了红军和送行的乡亲们，杨成武来到大娘的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里面有两个还热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对大娘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就带着部队上了于都河木桥。
1934年10月18日下午午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他的随身物品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有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这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途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在这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再渡河的人流中，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夜色之中。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亮，照在于都河的木桥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陆陆续续地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长长的人流望不见头更见不到尾。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行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把前进的道路照得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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