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2021年7月6日，公益中国人庆建党百周年、重走长征路的第8天，上午，我们和贵阳市白云区牵手公益的志愿者一早就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参观。
和贵阳市白云区牵手公益的志愿者一起
在这里，我们从纪念馆的图片资料里了解到，1935年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攻克了遵义，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因此，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从此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作者在遵义会议旧址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占领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这时的王家烈想到他统治的省府贵阳和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红军占领，万分沮丧的回到了他的官邸，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样。
这一天夜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在距离遵义四十五公里一个叫团溪的小镇，狂风暴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当地的百姓心想：黔军绝不会这样在大雨中站着这样整齐。于是，便有人上前小心翼翼的上前一问，原来是红军。接近中午的时候，离遵义还有十五公里，前面一个村庄是黔军设在遵义外围的一个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分两路向敌人进攻。恶劣的天气使住在这个村子里的黔军一个营警惕很松，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包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被打死，另一部分做了俘虏。
俘虏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把遵义城里的情况全部如实对红军说了。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想出一个化妆诈城的办法。于是，负责化妆诈城的一营营长曾保堂带上几名俘虏出发了，他们个个浑身泥浆，人人几乎都赤着脚，看上去就像一直撤退下来的队伍。接近遵义城门，俘虏兵就用当地的方言对城墙上喊道：我们是外围营的，受到了袭击，营长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城墙上的敌人在问了营长的名字后还在商量着什么，这时下面的小红军们突然喊起来：红军就要追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要开抢了，没多一会儿，遵义城的大门就向红军打开了。
曾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了城墙，把俘虏的黔军关起来后，三十名司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遵义城的守敌除了被打死和投降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的逃走了。遵义城就这样被红军占领了。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城内的百姓拥挤在拥挤在街道的两边看“朱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做是一个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一起住在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巨宅里，那里同样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办公的地方。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了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浮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地方上就有十几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各地立即成了各种红色标语的海洋：
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欢迎白军弟兄拖抢过来当红军!
打倒蒋介石，工农坐江山!
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四千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及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在红军强渡乌江，进驻遵义城的同时，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键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了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命令。正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1月15日晚，在遵义老城原国民党军官柏辉章的宅邸二楼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和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晚上七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房间的。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战事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是参加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与会人员先讨论了是否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接着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就达成了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起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博古强调的是“敌人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被称为“副报告”。他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来看，应该说这时的博古这位年仅二十八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做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的存在错误，一方面是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两份报告结束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
这份发言提纲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集体商定的，由张闻天执笔，综合三个人的意见撰写。张闻天的报告总结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内容正好和博古相反，所以也被称为“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在之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这份“反”报告，让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博古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李德则板着面孔，不停地抽着烟。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万分抑郁。
而毛泽东就在张闻天结束“反”报告后，接着站起来发言，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就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
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的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抽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地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指挥，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发言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发言内容赢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响应。
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发言简短而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
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的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各军团军事指挥员先后发言，全都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了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
然而，毛泽东发言结束后，会场内突然有人对他的发言产生了质疑。这个人名叫凯丰，原名何克全，时任共青团书记。当王稼祥明确地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
他质疑毛泽东不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接着，毛泽东冷静问凯丰：“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凯丰被毛泽东问得哑口无言。
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第一天的会议持续到深夜，博古宣布暂时休会。由于白天要处理战事，在16日和17日的晚上，会议继续举行。博古自始至终都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他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与会人员通过表决做出的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党和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指明了党和红军的方向，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转为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这一年，毛泽东42岁。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从遵义城再次出发之后，在毛泽东指挥下的中央红军，在两个多月里竟出人意料地四渡赤水，辗转腾挪，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耍得团团转。
5月上旬，就在国民党军队应接不暇之间，中央红军虚晃一枪，在云南渡过了又一天险——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顺利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015年6月在遵义会议8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前往贵州考察，首站就来到遵义。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会议陈列馆时，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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