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国民党的中央军以及川黔两地的军阀，被红军耍得团团转。以至于蒋介石完全不明白红军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红军却抓住战机掉头向南，乌江天险重飞渡后兵临贵阳。由于贵阳城兵力空虚，亲临贵阳指挥的蒋介石被吓得半死(据说屎都拉到了床上)。此时他的各路围剿大军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滇军孙渡距离贵阳的路程较近。于是，蒋介石急忙给孙渡下了死命令，让他星夜东援，务必要保证贵阳的安全。
至此，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达到了。就在孙渡率军向东开进的时候，红军已经悄悄绕过贵阳城向西南地区极速开进。前方就是云南，红军是要进入云南腹地进攻昆明呢?还是准备在滇北渡过金沙江呢?此时的老蒋并不知道。而他眼中的对手毛泽东，对于下一步的进军已经有了筹划。
1935年4月10日，得知红军西进云南的确切消息后，蒋介石召开了军事会议。“紧急追剿、不使休息”，这是他制定的所谓新战略。在他看来，绝对不能让红军在某一个地区长时间停留。他深知红军的恢复和组织能力，一旦在一个地区过多停留，红军的战斗力不但会很快恢复，当地老百姓也会跟着红军而去。所以老蒋的办法依旧是换汤不换药，在红军的屁股后面紧追不舍。
一方面，他命令周浑元和吴奇伟的纵队，沿着滇黔公路向西开进。这两个纵队的位置，位于红军的右翼后方，所以追击过程中和红军处于平行的状态。另一方面，他又命令孙渡率军西进追击红军。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又向西，估计孙渡尤其部下的心里肯定在骂娘。
而实际上，由于毛泽东此前对贵阳的虚晃一枪，使得国民党各路军队都位于黔东地区，所以和红军的行军里程已经拉开了很远的距离。再加上四个多月来，他们被红军牵着鼻子，在贵州。四川的山河之间疲于奔命，可连红军的一根毛都没捞着。
所以各路国民党军，尤其是基层的士兵叫苦连天。所以，当蒋介石重新调整追剿策略后，国民党军队的行军进程十分的迟缓。这在客观上，帮助红军实现了西进的战略意图。
4月18日，分成两路西进的中央红军，南路军在白层地区渡过了北盘江。北路军则接连拿下了龙场和兴仁等地区。云南王龙云慌了。红军已经接近滇西北，要是深入云南腹地，要么被红军搞掉，要么像贵州的王家烈那样，被蒋介石搞掉。
因此，他制定的策略是，一定要将红军堵截在云南之外，不能让红军深入云南腹地。他立即成立了昆明城防司令部，以加强纵深防御。另一方面他又密电孙渡，假如红军真的进了云南，“务望设法不分昼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为至要”。与此同时，又调派李菘独立团等部赶赴平彝县布防，以便堵截红军。
4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一师二团在滇东边界的富源县境内营上白龙山与李崧独立团遭遇，二团抢先夺取了滇军侧翼的一个高地，然后采取两侧迂回的方式将滇军包围。滇军不顾一切地突围后，向沾益、曲靖方向退去。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在富源发出了《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的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军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和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都是为目前决战的胜利”
1935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命令中央红军红一军团迅速占领沾益、曲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中央红军在车心口与国民党滇军李崧独立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一师在师长李聚奎的带领下，从营上一带出发，于当日上午十一点左右，部队抵达车心口，红一军团顺利通过隘口，向曲靖方向继续前进，红二军团和三团进至隘口前面的平地时，准备稍作休息。而在营上白龙山被我红军击溃的滇军独立团败退至车心口时，敌团长李崧看到此处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绝佳战场，便把部队部署在车心口四周山上，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把守隘口，企图伏击我红军先头部队。就在我红二团和三团在隘口前稍作停留的片刻，守隘的敌军居高临下，向我红军发动攻击。
我英勇的红军沉着应战，师长李聚奎立刻做出战斗部署：以一部分兵力对隘口上的敌军发动佯攻，大部队穿过密林，越高山，从两侧迂回攻上山头，守敌被赶入隘口背后的凹塘，红军佯攻部队一鼓作气杀上隘口，行军至朝阳箐一带的红一军团听到枪声后，迅速返回参加战斗，占领了松山脑，截断了敌军的退路。敌军被我红军压缩包围在凹塘里，犹如网中之鱼、惊弓之鸟。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杀入凹塘，经过两小时激战，毙敌200多名，俘获敌人数百名，敌团长李崧带领二十名余残兵逃入了曲靖城。我红军牺牲了黄国贞等12名英勇战士。此次战斗，打出了红军军威，扫除了红军进军沾益、曲靖的拦路虎。这场战斗，也成为了我们红军入滇以来鼓舞士气，名声大振的一战。
此时，左翼红一军团由贵州猪场进入云南，右翼红三军团由贵州盘县进入云南，中央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至1935年4月旬中央红军已全部由黔西进入云南。
中央红军一进入云南部队就出现了伤亡，原因不是滇军的追击，而是飞机的轰炸。轰炸突然来临，红军修养连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猛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到处是炸死的马匹和散落的担架。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三位老人被土埋了半个身子，躺在担架上的张宗礼被气浪推出很远，负责抬钟赤兵的担架队员和警卫员都负伤了，奄奄一息的伤员对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说：“不要管我们了，快去追部队吧，如果我们能活下来就去找部队。”李坚真哭了，她说：“你们们都是为革命负伤的，我们怎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而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为了掩护担架上的伤员军衣已经被鲜血浸透，身上一共嵌进了大小不一的十七块弹片，其中的一块弹片从她的后背一直划到右臂，形成了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紧急的手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这位坚强的女红军没有呻吟一声。为了不拖累部队，贺子珍要求把自己留下，她觉得自己这一回可能活不了了，就把警卫员叫到面前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等革命胜利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们会见面的。如果我不在了，有一件事托给你。有消息说毛泽覃已被杀害，我的毛毛不知道在哪里，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找到。找到了，就告诉他，他妈妈是为革命牺牲的。”修养连把贺子珍的伤势要求汇报给毛泽东。当天晚上，毛泽东带着傅连瞕医生和几个警卫员赶到了贺子珍身边。毛泽东对依然要求留下来的贺子珍说：“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在千般苦痛和万般磨难面前始终不曾掉泪的贺子珍，在突然降临的难得的温存中双眼含满泪花。
1935年4月26日中央红军集结沾益、曲靖、白水地区。下午红三军团包围了沾益县城。晚上，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包围了曲靖县城，把滇军一支别动队、一个机炮连和李崧独立团的残余官兵以及城防民团共两千多人全部困在了县城里。中央红军主力则部署在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上，追备好打一场伏击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安恩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继续追击红军的话，覆灭就在眼前。但是，远在昆明的龙云似乎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结局，便突然给所有追击中央红军的滇军部队，包括距离红军最近安恩溥旅发电，命令他们立即脱离红军，火速返回昆明。对蒋介石给滇军追击红军的任务，仅留下小部在薛岳的前面做做样子，龙云这个决定是安旅侥幸躲过了一劫。
滇军的调离是中央红军突然发现一个绝好的机会，国民党追击部队没有了，其他国民党军距离中央红军还有好几天的路程，而龙云对滇军的调动使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兵力空白，中央红军自南向北迅速穿越云南东部抵达金沙江边的条件已经成熟。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安全通过了沾益与曲靖之间的公路，到达寻甸，这里南距昆明和北距金沙江的距离几乎相等。现在，金沙江两岸没有敌人正规部队防守，，这使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有了实现的可能。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应趁金沙江沿江敌人布防空虚，尾追之敌尚有一段路程的时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金沙水拍云崖暖”是毛主席在《七律长征》写下的不朽名句，这句词描述的便是1935年红军在凉山州会理渡过金沙江天险，由滇入川北上的情形。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要抓住当下的有利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
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计划。他命令红9军团继续在滇东北地区发展，以造成红军要在这一地带北上的假象，从而吸引国民党军的主力。另一方面，红军的主力则要继续向昆明方向推进，要让龙云和蒋介石都相信，毛泽东这是要攻打昆明。然而毛泽东真实的意图，还是要在金沙江一带渡江北上。
此时，滇军孙渡主力还在红军的屁股后面，其他部队也都在滇黔边境地带布防，云南内部空虚，尤其昆明就像一座空城。龙云赶紧向薛岳求援，同时命令孙渡赶紧回来。如此一来，国民党军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昆明一带，金沙江地带的防务就空虚了。但纵使如此，通往金沙江沿途一带还有滇军的布防，这会迟滞红军的进军速度。毛泽东决定再把龙云惊吓一番——大张旗鼓造势，红军要攻打昆明。
此时，一部红军伪装成主力，于4月29日行进到距离昆明五十公里的杨林地区。红军在这一地区大张旗鼓造势，到处张贴告示，“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是红一军团二师。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计划，红一军团首先掉过头来攻占了嵩明县城，然后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在距离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镇，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粮食、布匹和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和“占领昆明”的标语。同时，红军官兵换装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的侦查科长刘忠，率领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到处张贴告示，并在城郊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把龙云吓了个半死。
龙云完全不顾什么金沙江防务了，急调云南各地民团驰援昆明。如此一来，北进金沙江沿途的防务，就显得更为空虚。毛泽东的声东击西和避实就虚，终于发挥了效果。
4月30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偷袭。军委纵队抵达了寻甸县柯渡的丹桂村，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部署了渡江行动。
红军一军团在左，经过禄劝、武定和元谋三县，从龙街渡过江;红三军团在右，经思力坝、马鹿塘，而后从洪门渡过江;红五军团在中，掩护军委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抢夺皎平渡口过江。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因为皎平渡口的两岸尽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被寄予最大的希望。为了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毛泽东强调，必须要在5月3日前，抢占这三个渡口，红军才能取得渡江的先机。
在劝禄县城北边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周恩来和刘伯承对强度皎平渡口的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抢渡金沙江并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作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速度的急行军，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最后，周恩来交代了一旦发生最坏情况的处置方式：如果干部团渡了江，但是渡口没有保住，，主力部队无法渡江，干部团要准备在江北岸打游击。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先头营的前锋是由中央红军中年轻可靠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员组成的政治八连。他们换上国民党军的军装，不顾一切地向着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急促的行军。就连带路的向导也累垮了，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的向导是一个四十多岁熟悉山路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上来，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疾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一个叫沙老树的地方，先头排带来一个胖胖的民团。胖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即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为红军提供船只。胖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午夜，先遣连终于听到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多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的大峡谷。
皎平渡是金沙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四川和云南两省往来的粮食、盐巴、金银、药材都要从这个渡口通过。从皎平镇到江边的渡口一路下山，两边全是峭壁，一不小心就会从山路上滚下山崖。
5月3日黄昏，干部团先遣连到达到达江边的时候，皎平渡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渡口南岸确实有两只船，经询问船工得知这两条船是对岸川军的。控制了这两只木船，干部团的官兵又说服了当地的张氏兄弟，在他们的帮助下，又找到了三只船。
红军给船工讲好了价钱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顺利过江，拿下了川军保安队一个据点，迅速控制了整个渡口。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过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天明的时候，在前面路边的山顶上开辟了阻击战地。这次他们遇到的川军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汪保卿的队伍就逃的没了踪影。
阻击战结束后不久，陈赓率领着后梯队就跟了上来。为了保障接下来的渡江安全，干部团需要攻占皎平渡以北的一个叫通安州的集镇。陈赓率领干部团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快速行军。山路上一面是万丈绝壁，川军不断从山上往下射击，不少干部倒在了山路上，但是队伍仍然快速前行者。接近通安的时候，川军刘元瑭部几乎投入了他所有的部队，数团的川军阻击一个团的红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红军最后冲到了指挥战斗的刘元塘身边，刘元塘立即下令撤退的命令，率领仅四百多人的残部向会理县城逃去。至此，金沙江皎平渡的南北两岸都已经被红军牢牢地控制。
刘伯承在江边仔细地查看了水情，由于皎平渡渡口水流同样湍急，这里完全不能架设浮桥。这时，红军报告又从附近搜寻到了两只木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一个山洞的指挥所里，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艰难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赶往金山江边的龙街渡，遇事官兵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任务紧急，而摆在左路军红一军团前面的，还有三个县城。虽然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正规部队了，但是地方的民团还是会影响红军攻取龙街渡。
就在此时，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二师四团，想到了一个智取的办法。原来还在贵州的时候，部队缴获了一些国民党军服，四团决定用三个连的兵力化妆成中央军，然后骗开这三个县的城门。红四团的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他们决定让两个营各抽调出一个连，再配合团直属侦察连去执行这一任务。一切准备就绪后，王开湘率领一路奔袭武定，杨成武率领一路奔袭禄劝，待这两个县拿下之后，再一并攻击元谋。
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因为这一地带交通闭塞，当地的民团从未见过中央军。杨成武率领的一路“中央军”，顺利打开了禄劝县的城门。他甚至还命令县长给武定县打电话，让他们做好欢迎“中央军”的准备。
就这样，两个县的县长以及民团还在稀里糊涂中，就被红军缴械。随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式拿下了元谋县。一天之内拿下三座县城，这为左路军顺利夺取龙街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红一军团一师好不容易率先到达了龙街渡渡口，然而此处水流湍急，师长李聚奎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把浮桥架设一半便被冲垮。而南岸的船只已经被国民党预先收缴，一条船也找不到。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渡口，定会在敌人飞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面对严重的敌情，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转移。于是，已经奔走了数百里的红军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
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与此同时，右路军红三军团占领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了一只船，只渡过去了十三团一个团，由于这里的水流也同样湍急，架的浮桥就被冲垮。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王皎平渡转移。
此时，国民党方面也发现了红军的意图，他们的侦察飞机获得了红军在这两个渡口的情况。蒋介石还下令，一定要阻止红军架设浮桥，凡是能炸毁浮桥的飞行员，奖大洋一万。而追剿军的指挥薛岳认定，这两个渡口都是水流湍急，而且没有船只，红军只能在此处背水一战。
然而红军并不打算在渡口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此刻唯一的渡江希望，就只能寄托在中路军前方的皎平渡渡口了。
渡江指挥部旧址
中革军委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协调和指挥部队，昼夜不停渡江。第一天渡江时，只有18个船夫，后来又增加到了37个人。红军每天付给船夫五块大洋，为了保障他们的体力，一天吃六顿饭。这些劳苦大众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所以有的船夫在渡江之后就参加了红军。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了皎平渡口，并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
今 金沙江皎平渡渡口附近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摆渡全靠这七条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断。为了保证渡口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的大火将金沙江照的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因此，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仅靠七条船只就将数万人渡过了水流喘急的金沙江，如此大规模的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路红军渡江之时，位于左右两路的红军，也得尽快向皎平渡靠拢。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也有一连串火把，经过联系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官兵一起喊，让一师的战友迅速到皎平渡扣去渡江。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隔江看见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红军官兵坚信，无论还要奔袭多么远的路途，终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能够到达让他们尽情欢笑与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由于红一军团距离皎平渡较远，直到5月7日才赶到渡口。此刻，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正在和已经赶来的国民党万耀煌师激战。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红五军团在这里阻击敌人九天九夜。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形，成功阻止住了敌人的攻击，并掩护了3军团和1军团的顺利渡江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五月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最后一个过江的三十七团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边等着他们，红军官兵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后卫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在北岸烧毁了所有的船只，坚持到底的船工每人得到了三十块大洋的奖励。七条船有一条船被确定是船工自己的，于是红军给了这个船工80块大洋作为补偿。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后，万耀煌的先头部队才赶到了渡口。而薛岳更是在7天之后，才赶到了江边。但此时的红军，早已在江北岸的会理城吃饱喝足，休整完毕后已经向西昌开赴了。
当年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夫
如果说四渡赤水，使红军化被动为主动。那么巧渡金沙江，则代表着红军完全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此时的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犹如困龙入海，在接下来的战略转移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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