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2021年7月19日是公益中国人重走长征路第21天。今天的行程是沿着当年红军过草地的足迹前进，去探访当年红军长征跨越草地的事。
一早我驾驶着摩托从松潘川主寺出发，向北、向着诺尔盖草地疾驶而去。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行程。1935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通过草地，也就是现在的若尔盖草原，经过的地区包括今天的松潘县、红原县、若尔盖县。若尔盖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
这里所谓的“草地”其实就是（松潘草原）高原湿地，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沼泽地，下为泥质沼泽，又有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
红军的长征中滞留时间最长、面临的环境最艰险、付出的牺牲也最大。所有这一切，都在世称“松潘草地”的若尔盖草原得以集中体现，红军走进草地时几乎濒临绝境。据史料记载，约有一万多红军将士长眠于草地（主要分布于若尔盖县的镰刀坝、包座牧场、班佑草地及红原县的色既坝、龙日坝一带）。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沿着川西北毛儿盖—松潘—若尔盖一线，跋涉穿越了暗流丛生的茫茫沼泽，向甘南地区行进的。
1935年8月21日，红军从川北毛儿盖出发，进入松潘草地。一路沼泽泥潭、激流险滩、饥寒交迫、风餐露宿，短短几日，红军骤减数万人，尽管如此，将士们仍凭借着非凡的毅力战胜了恶劣环境，奇迹般地走出了这片生命禁区……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86年后的今天，重走长征路我来到了这里，在松潘草地，我仍然会为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我咬紧牙关唱着“过雪山草地”在海拔3500米的草地行走着，眼前浮现出当年红军身着单薄的衣服，忍饥挨饿，依然走过了草地的情景。高原的寒风吹来，把我冻的浑身发抖，就连拿手机的手也在颤抖，我坚持着、坚持着！
这时，路边的毡包里两个藏族妇女边喊边向我招手，于是，我停下车来走了过去，当她们得知我是在重走长征路，就把我让进毡包，并给我倒了两怀热奶。我看着她们的毡包外挂着各种岀售的皮毛大衣和坎肩，便花100元买了一件狼毛坎肩穿在身上。喝了两碗热乎乎的奶，暖和了一会儿，我向她们表示了谢意又踏上了征程。
红军在进入松潘毛尔盖草地前就想尽一切办法开始筹粮。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临危受命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藏民地广人稀，筹粮极为困难。筹粮委员会耐心地向藏族同胞开展动员说服工作，但只筹到了少数粮食，不够全军之用。
那时，当地作物青稞即将成熟，但农民们早已跑光了，红军就下地收割青稞，并留下了“借粮木板”：“这块田内割了青稞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归来以后，你们拿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银子、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之前，请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落款为“前敌总政治部”，并有“麦田号”字样。
重走长征路时，在毛尔盖我遇到的重走长征路的史建大姐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一天，史建来到了松潘县川主寺附近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参观，看到纪念馆展出的一块《红军欠款木制借据》。这个红军长征时留下的《红军欠款木制借据》现为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镇馆之物”，2021年7月17日，史建在从松潘县乘客车到毛尔盖会议会址去参观的路上，车主纳么交先生向她讲述这样一件事。目前，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军欠款木制借据》是松潘县毛儿盖镇上八寨乡克藏村一藏民家中发现的当年红军留下的《红军欠款木制借据》，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红军个人的签名已经被这家的房主人在翻修房子时不慎锯掉了，没保存下来。
纳么交先生、藏族，38岁，是四川省松潘县上八寨乡克藏村党支部委员，村治保主任，党代表，现任松潘县乡村客运司机已10年，他说借据上的借粮欠
款至今尚未兑现，他想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但由于自己没有文化，不知道反映的渠道，听完纳么交先生的讲述，史建这个充满正义感的红二代，便答应帮助他向有关部门反映该《红军欠款木制借据》至今尚未兑现借粮欠款之事。于是，史建参观完沙窝会议会址、毛儿盖会议会址后来到了毛儿盖镇上八寨乡克藏村。《我的家乡毛儿盖》（文/豆尕基）我叫豆尕基。我的家乡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毛儿盖镇上八寨乡克藏村。1935年7月到8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路过我的家乡，因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和《沙窝会议》而闻名于世。
当年红军因为要过草地，割了藏民家的青稞，留下了很多木制借据，可是在毛儿盖地区保留下来的红军长征木制借据，只有在我们克藏村里先后发现的二块木制借据了，我家的这块木制借据是1998年3月在翻修新房时发现的，2006年被借到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展出至今，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该纪念馆的“镇馆之宝”。2022年2月16日，我和爸爸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我第一次看到我家的传家宝木制借据。
我家是牧民，养牦牛。这是我家的小牦牛
我们藏族用来晒青稞的木架子。有一年美国的卫星飞过云南的香格里拉上空，看到藏族晒青稞的架子，说发现了不少“地对空导弹”，虚惊一场！
是我幸福的一家
欢迎朋友们来我的家乡观光旅游，毛儿盖欢迎你！
豆尕基 2022.3.3.写于毛儿盖
正如《红军欠款木制借据》的主人豆尕基在《我的家乡毛儿盖》一文中写的那样。这块木制借据是1998年3月豆尕基家在翻修新房时发现。
2001年8月21日，村长杜洛（已去世）和村广播员民美（已去世）作为证明人，周利庚（当时在毛儿盖工作的基层干部）带着松潘县文体局原局长（公章处签名人，已退休），来到到豆尕基家，用一张“借据”拿走了这块木制借据（图七），从此这块木制借据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经过走访，史建掌握了一手资料便想方设法地和当地的有关部门领导取得联系，终于还了豆尕基家的红色物主荣誉权。（见下面史建文）
迟到的红色荣誉---《毛儿盖惊现红军长征木制借据》红色物主豆尕基家的遭遇后记---实至名归 （文/史建）
昨天（3月14日）下午，四川省松潘县文体局一行三人来到毛儿盖镇上八寨乡克藏村豆尕基家，为豆尕基的爷爷泽里颁发荣誉证书（图一），奖励爷爷为保护红军长征木制借据红色文物作出的贡献。
图二，左起是豆尕基，文体局的同志，泽里爷爷，夏多奶奶和豆尕基的女儿在家门口的合影。
图三，是泽里爷爷向文体局同志献哈达。
图四到图五，是文体局同志向爷爷颁发荣誉证书。
这块红军木制借据是国家的一级文物，2006年松潘县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建馆后，就被松潘县文体局借给纪念馆展出至今，被誉为该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图六）。可是对于豆尕基家来说，却是一块消失了20多年的传家之宝。
自从2001年8月21日，村长杜洛（已去世）和村广播员民美（已去世）作为证明人，带着松潘县文体局原局长（公章处签名人，已退休），来到到豆尕基家，用一张“借据”拿走了这块木制借据（图七），从此这块木制借据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去年7月16日，史建重走长征路，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第一次看到这块木制借据。第二天史建从松潘县乘城乡客运车去毛儿盖参观，这辆客运车的藏族司机恰好是豆尕基家乡的农村基层干部，村治保主任，党支部委员纳么交，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年人，他从史建那里得知了这块木制借据的下落，告诉史建这就是豆尕基家20多年前被政府借走，从此下落不明的传家之宝，并委托史建帮助寻找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还豆尕基家的红色物主荣誉权。
今年2月5日春节期间，纳么交抽空让豆尕基和史建加了微信，取得了联系。在史建的帮助下，豆尕基和爸爸作玛足在今年2月16日下午到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看到了她家消失了20多年的传家宝（图八），展柜里只有一块《红军欠款木制借据》的牌子，没有说明豆尕基家人的姓名和地址，严重侵犯了豆尕基家作为红色文物物主的荣誉权。
第二天下午豆尕基父女见到了松潘县文体局局长，局长答应帮助她家落实有关政策。今天豆尕基家终于盼来了泽里爷爷的荣誉证书，迟到了20多年的红色荣誉实至所归，史建再次恭喜豆尕基全家！
图九，是2001年8月周利庚（当时在毛儿盖工作的基层干部）为豆尕基奶奶夏多拍的照片，写的报道。文章里字不提豆尕基家人姓名，红色物主人家竟然被遗忘了近21年！
史建 2022.3.15. 写于昆明
毛儿盖毛儿盖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一夜之间进驻数万红军，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此时，村外的地里到处是成熟了的青稞，但红军也不动百姓的一粒青稞，用银元向老百姓购买了一部分青稞。女红军们找不到镰刀，董必武董必武、徐特立徐特立、谢觉哉谢觉哉三位老人就带着大家用手拔。尽管大家的手都磨破了，但是弄回来的青稞还是少得可怜。她们又去路边和田里捡那些被踩进泥里的青稞穗。回到驻地找不到脱壳的石臼，女红军们就动手搓，搓了整整两天，才把这些少得可怜的青稞搓出来。为了节约粮食节约粮食，女红军们百般节省，她们宁肯上山挖野菜，也不肯多吃一点青稞麦青稞麦，因为这在当地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粮食了。
负责收容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伤员和病号的女红军们，在过草地的几天里，她们几乎全部是靠挖野菜维持生命，而把那些青稞留给伤员和病号们吃。几天下来，她们一个个面如菜色，瘦弱得让人心疼，然而看到伤员和病号们走出了草地，她们的脸上都洋溢灿烂的笑容。
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作为负责部队筹粮工作的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刘少奇，筹集到了无数无数的粮食，但他自己却经常饿肚子。有一次，刘少奇为了抗击敌人，两天没有吃饭，还是陈云看到后，把自己的食物让给了他吃。红军走到毛尔盖和黑水芦花等地时，几乎要断粮了，有一天，刘少奇开完会，看到炊事员老冯在熬粥，老冯知道刘少奇正饿着肚子，就用勺子盛了一碗让他先喝。但是刘少奇拒绝了，他说：“大家都饿着肚子，我怎么能先吃？领导更要以身作则。”
在长征队伍里，还有三十多个女红军战士，在如此高强度的长征中体力已近极限，面对凶险万分的草地，如果她们在一起走，互相没有照应，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刘少奇就做出一个决定：“这些女战士都分散到各个部队中，大家要多照顾他们。”
有些女战士自尊心强，不想搞特殊，刘少奇就给她们做思想工作，把她们分散到各个部队，让体力好的男同志们帮着她们，最后这些女战士没有一个掉队。直到建国后，这些女战士每次提到长征，仍然会感激刘少奇当年做的这个决定，说要不是男同志帮忙，很多人可能就走不过这个草地了。
红军过草地行军之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红军过草地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精疲力竭。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由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徐向前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毛儿盖出发，进入无边无际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行军队伍左右两路，平行前进。
左翼为林彪林彪的红一方面军，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垫后，走左翼行军路线。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
如果之前能够按时发动计划中的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本可以避免进入这片犹如巨大陷阱的草地。
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自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计其数，但就自然环境恶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地为最。
长征中一向为中央红军打先锋的红四团，再次成为这个红军的先遣部队。临行前，毛泽东毛泽东把团政委杨成武叫到了毛儿盖布置任务。
毛主席对杨成武说：“这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锋团，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粮食、衣服、向导……毛泽东告诉杨成武，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向官兵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红军”。杨成武走的时候，毛泽东发现杨成武还没有吃饭，便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面馒头交给了饥肠辘辘饥肠辘辘的杨成武杨成武。杨成武说，当时每人只有固定的一份口粮，他不忍心吃主席的饭，却又无法推辞，便只吃了两个小馒头。
毛泽东最后嘱咐杨成武：“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穿过草地。”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王开湘和杨成武觉得十分光荣。他们决定由二营（营长张仁初）担任团的前卫营。
1935年8月21日清晨，在穿过一条无名山谷后，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率先进入松潘大草地。[3]他们事先请了一名60多岁的藏族作向导，专门安排了八个战士轮流用担架抬着他。
在大草地的边缘，杨成武举起望远镜看去，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大草地沼泽野草丛生生，形成草甸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淤黑，泥泞不堪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水流交错，水革上雾气缭绕，天地间苍茫无边，人一旦置身其中根本无法分辨方向。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灭顶吞没。
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
60多岁的藏族向导用生硬的汉语说：“往北只能从这里，要挑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我就这样走过，走了几天几夜才走出草地。草地里的水是淤黑的，喝了肚子会发胀。如果脚被划破了，伤口被水一泡就会溃烂。”杨成武听了一脸的难以置信，想了想，边和王开湘立即制定了一条严格的纪律，要求指战员们一个一个地传下去：“除了河水和雨水，不准喝也不准用草窝里的水。”
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
大雨使草地的河水突然暴涨，四团无法徒涉，只能停下来等待。四团走了两天之后，藏族的向导指着前面突然出现在草地中的一座沙丘说：“那就是分水岭。我们从毛尔盖来，一路所有的河都往南流，流入岷江，接着又流入长江。过了那个山丘，所有的河都往北流，流入玛曲河，最后流入到黄河里去了。”
红军官兵登上那座山丘一看，眼前绿茵茵的草地铺展到天边，无数条水流在草地上蜿蜒如同玉带，草地上的野花色彩斑斓，在阳光下令人昏眩地摇曳着。
在这里，四团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了
红军过草地有多苦？一夜睡着，许多人第二天再也没有醒来。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四团就有官兵倒下了，他们都是在消耗了身体里的最后一点热量后一头栽倒泥水中的，有的人夜晚还在大雨中与战友们站在一起露营，天亮时分就没有了踪影，他们站的地方只剩下一个泛着黑水的水涡。
四团进入草地后，小红军郑金煜背着武器、背包以及部队生火用的柴火，总是走在部队的最前面。这个从江西石城就如入红军队伍，成为一名宣传员的小红军，虽然个子不高人又长得秀气，但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因作战勇敢十六岁就入了党。他会讲故事会唱歌，宣传股东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杨成武发现两天没有看到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红军了，一问才知道郑金煜因呼吸困难被送到卫生队了。红军官兵都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出草地。杨成武把自己的马给了这个小红军，但是郑金煜已经无法在马背上坐住了，卫生队把他绑在马上，让人跟着马看护着他。第四天中午，被绑在马背上的郑金煜突然说：“让政委等我一下我有话对他说。”走在前面的杨成武立即赶了过来，郑金煜断断续续地说：“政委，我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我的腿不管用了，我要掉队了，我舍不得红军，我看不到胜利了。”周围的人都哭起来。杨成武说：“你一定能够走出草地，我们一定能帮助你走出草地。”——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在了马背上。
过草地有三怕：
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
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吃着不经饿。如果直接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所以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
四团给后续部队留下了路标，但是不断的大雨和泥潭令路标很快就模糊了。
与冰冷的大雨，稀薄的空气和近似陷阱的泥潭相比，最大的威胁还是缺粮。
一旦进入松潘大草地，几乎所有的死亡和消耗都与无法得到补充有关。尽管事先用强制方式要求官兵筹集和携带至少可以支持一周左右的粮食，但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于是，不少官兵在行军的前两天就吃光了携带的干粮。
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矮个子，不大爱说话。他带着这个炊事班，每个人挑着袋子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钱班长说草地里弄不到粮食，多挑一点有好处。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但是在向草地出发的那一刻，钱班长还是带上了连队的那个大铜锅。这个大铜锅从江西一直跟随着他们到了松潘草地。大铜锅有几十斤重，上级命令把锅扔了。钱班长说：“锅扔了，炊事班干什么？”虽然钱班长很严厉，但是大家都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对革命无比忠诚。在贵州打土城的时候，官兵们眼看着他在给阵地送饭时倒下了。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难过了很久，可是半夜时分他又一个人爬回来了，敌人的子弹打在他的腿上。炊事班行军负重大，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还要忙。钱班长发现官兵们的脚被黑水泡肿了，于是每天都要用大铜锅烧热水让官兵们烫脚。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大铜锅就没有粮食可煮了。炊事班给那些没有粮食的官兵不断地补充事先炒好的小麦和青稞。但是大铜锅还照常被挑着行军。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刚挑起大铜锅，身体一歪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另外一个炊事员挑起大铜锅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狂风大雨。部队被迫停止前进。炊事班在雨布下，忙着用大铜锅烧姜水给大家喝，好容易把水烧开了，那个挑着大铜锅的炊事员端这一碗姜水想给病号送过去，没走几步就连人带碗摔在了泥水里，官兵赶快上前想扶起他来，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时候官兵们才知道，炊事班的同志自从进入草地以后谁都没舍得吃一粒粮食。
第四天的时候，半夜里，钱班长突然想喝水，他走到篝火前坐了下来。大铜锅里一滴水也没有，钱班长就这样守着空锅一直坐到天亮。篝火已经熄灭，部队又要上路了。官兵们发现钱班长还在那里坐着，走过去一看，他就这个样子死了。官兵们叫着他，轮流把他抱住，试图让他活过来，但是钱班长身体已经凉了。和钱班长一起转战到这么远的路途，大家竟然谁都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世上还有没什么亲人，只知道在江西的时候，他跟在红军队伍后面走了很远才被批准参加红军。
钱班长和他的炊事班战士全都牺牲在了草地里。
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红军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找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实在是没粮食了，一望无际的草地，没有人烟，战士们吃起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野菜，草，还有身上的皮带，甚至是草鞋上的皮襻襻，锣鼓的鼓皮。老红军们的回忆中，用这几种办法把难咽的皮带嚼进肚：
第一种，煮着吃。老红军郭才高他记得，先用刀将皮带切成一条一条，然后要煮到最表面一层软了，小心刮去，里面就是可以吃的牛皮。
第二种，烤着吃。老红军李文模说，烤到有些变色、变软，就能吃了，可不能烤久，不然烤焦就浪费了。烤了之后撕咬成一小块嚼;嚼几下，喝口水;嚼一天才舍得囫囵咽下。他说他一根皮带吃了一个月。
第三种，先煮再烤。老红军蒲国恩有条战友送的皮带，最困难时解了下来，放在开水里泡软了，再埋在火堆里烤，借着里面没熄掉的火烧熟。
第四种，先烤再煮。先用火烤热，烤完把黑灰刮掉再放到锅里煮，等煮软了切成丝，和野菜粥搅在一起。其实，大锅里才飘着几根皮带丝，看得见，捞不着……
除了皮带、草鞋，还有野菜。冬苋菜、马齿菜、苦菜、灰灰菜、大黄叶、野芹菜……吃到嘴里都是菜。
野菜吃完了，吃草根。当发现草根可以充饥后，战士们第一时间传口信给后面的部队——是甜的!
也曾有过苦作甜。那次战士偶然在一处洼地里找到一副牛骨架，上面居然还黏着几片肉，老红军田仁乾几人大喜过望，将它搬回营地集体分配：那几片肉给妇女娃娃们，那骨架大部分给了兄弟部队，只留下一小部分归他们几人，作为存粮慢慢吃。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断粮了。红三红
彭德怀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是垫后的，准备的干粮少，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野菜充饥，但是很快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急得直掉泪，毫无畏惧，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因为他知道彭德怀对他那头大黑骡子感情很深，平时无论他心情多么不好，只要看见大黑骡子脸上就有了笑容。为了这个，老饲养员经常和大黑骡子分享自己的干粮。大黑骡子在彭德怀面前十分温顺，但是打仗的时候却部队过湘江的时候，不少不会游泳的战士都是拉着它的尾巴才死里逃生的，他在那条被敌机狂轰滥炸的大江中游了好几个来回。平时行军的时候，它不是驮器材就是驼伤员。部队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它的背上不但有沉重的行李，还有几个走不动的战士，尾巴上还拖着两个小红军。当时，老饲养员万分心痛，生怕大黑骡子会累死。彭德怀的命令下达之后，老饲养员和警卫员们谁都不愿意执行。彭德怀命令军团的一名干部去，干部带上一名叫印荣辉的战士。印荣辉后来回忆说：六头牲口被集中在一起，二十多分钟过去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叉着腰站在远处喊：“开枪！立即开枪！”最后，那位干部开枪了，用机枪扫。五头牲口倒下了，可那头大黑骡子依然安静地站着。它是个老兵了，根本不怕枪声。老饲养员扑了上去，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喊：“把它留下！把它留下！”彭德怀走了过去说：“同志，人比牲口重要，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然后看了那个干部一眼，干部又开了一枪，大黑骡子很慢地倒了下去，老饲养员趴在它身上失声痛哭，就是不让人对它动刀。彭德怀转身走了，看得出来，他不忍心回头。这样，把牲口杀了，彭德怀自己不吃，也不允许军团部的人吃。包括大黑骡子在内的六头牲口的肉全部分给部队各连队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彭德怀特别嘱咐好肉要分给战士，特别是伤员和病号。干部们要分，就分一点下水和杂碎。老红军印荣辉说：“就是这点肉，不知救活了多少红军战士的命。”
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周恩来周恩来在过草地时，由于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身体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连续高烧40摄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五六天都没有吃东西，身体非常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行走也十分困难。他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在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向参谋长肖劲光交待：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担架队是从迫击炮的战士中抽调的。彭德怀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
肖劲光肖劲光将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担架队变成几个组，轮流抬着周恩来穿越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同战士们一起抬担架。还有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主动加入担架队。
同志们抬着周恩来，向着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发。茫茫草地，一望无际，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抬着担架在草地行军极端困难，脚底下要时时留意一个个泥潭，稍不小心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
草地里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经过长途跋涉，红军战士缺衣少食，冻饿交加，体质都非常虚弱。周恩来不忍心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多次要挣扎着爬下担架自己走，又一次次被战友按倒在担架上。就这样，大家顶风冒雨，深一脚、浅一脚，抬了六天六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忙忙草地。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扶持，是真诚无私的帮助，让周恩来终生难以忘怀。
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在追悼会上回忆起过草地时的情景时泣不成声，在场的同志无不动容。他不顾大家的劝阻，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周恩来说，当初是立三把自己从草地里抬出来的，现在要送他一程。
1961年，陈赓在上海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表达了周恩来与陈赓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
周恩来就是一座丰碑，他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无人能比及。
红军官兵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干粮袋，这个袋子是他们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走路时背着，宿营时抱着，如果能够有块相对干燥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一会的话，他们就枕着这个袋子。不少官兵在袋子上用线缝上了自己的名字。
红一军团的小红军谢益先也不例外。由于不识字，他把那个笔画很多的“谢”用白线缝的很大，歪歪扭扭的。谢益先入伍前是一个赤贫的农民，红军到达他家乡的时候，他毫不犹疑地帮助红军带路，结果红军走后他的父母被地主打死了。谢益先把自己的小弟弟送给了乡亲，然后徒步走了十几天追上了红军。参加红军的那一年他才十六岁。
红军的大部队刚一进入草地，小红军谢益先就遇到了迷失在草地里的一对母女，她们是从已经被国民党占领的川陕根据地里逃出来的。看见她们，谢益先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部队停下来吃干粮，谢益先就躲在一边，别人问他他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两天后，他走路开始摇晃，副班长就扶着他走。第四天，谢益先一头栽倒再也没有站起来。当这支红军到达草地边缘的时候，官兵们才发现队伍的最后面走着那一对母女，她们到处打听一个姓谢的小红军，手里捧着那个干粮带上缝着歪歪扭扭的一个“谢”字。副班长顿时声音哽咽，他告诉那对母女小红军谢益先已经死了。那位母亲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直到部队走远了，官兵们还能听到她的哭声。
先头部队出发的第二天，毛泽东走进了松潘大草地。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回忆道：
天空像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久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幸好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我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可是钢铁。”
疟疾复发，红军战士戴天福临终前委托卫生员带给毛泽东一个纸包，里面是发给重病号的一小块马肉。卫生员流着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周围一个个七尺男儿，失声痛哭……
和毛泽东走在一起的，是红军中的老同志和女红军。这是一只衣衫奇特的队伍，为了避寒，羊皮、狗皮都用来缝制衣服和鞋子。由于缺少雨具，每人手里都拿着块草编的垫子，下雨的时候遮挡在头上，休息的时候放在屁股下面。因为草地中几乎没有一块干燥地地方，露营时大家都忙着试图点起一堆火。极度的潮湿令火很难点着，无论谁好不容易点着了火，大家便都会凑过来围在一起，携带者青稞面粉经浸泡，结成了一团黏糊的东西，女红军们小心地弄下一点放在嘴里。
头发斑白的徐特立已经年近六十，他在红军大学里任政治教授，但是生活却如同一名普通士兵。他穿着自己找来的一块旧红布缝成的裤子，披着一件破旧的皮袍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肩上还背着他的干粮袋子，身后跟着分配给他的那头小毛驴。毛泽东为徐特立为什么不骑驴，他回答说驴背上驮着三个学生的行李，还有他的书籍。遇到掉队的官兵，徐特立总是停下来用湖南方言笑着说：“同志，快宿营了，努力呀！”
红军断粮以后，警卫员开始四处寻找野菜。谢觉哉老人跟着他们一起找，居然找到了一张烂马皮，这让他很是兴奋。他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将马皮切成小快快，然后在瓦盆里煮。煮的时候，女红军围着盆子看，但是煮着煮着，瓦盆突然爆炸了，马皮掉进了火堆里。谢觉哉赶快扑灭火，把零碎的马皮小心地捡起来，找了个铁锅继续煮。煮了好久也煮不烂，于是干脆就这样吃。包括林伯渠在内的几个老红军根本嚼不动，只好生硬地往肚子里吞。林伯渠老人边吞边说：“留着生命在，革命就开花。”毛泽东知道了，由于没有吃到马皮，总是问林伯渠：“那东西如何？”
在艰苦草地行军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年老年少，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有何种阅历，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互助友爱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同困难做着顽强的博斗。
有一天晚上，战士们在露营地点燃起一堆篝火。篝火旁，围坐着经过一天行军的干部和战士。他们边烤火边吃饭，有说有笑。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的文学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坐下来后，彭德怀提议请毛泽东讲故事。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毛泽东用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像这样的篝火晚会在这草地中处处可见。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
战士们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在吟诵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和诗歌。“身上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
这些出自红军战士之口的诗篇，不仅是对草地行军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身处困境的红军战士的精神风貌。
晚上到了露营地，大家还是挤在一起坐着。开始的时候，他们交留着可以在湿地睡觉的经验：挖一个洞，把油布铺在洞底，然后躺进去盖上毯子，最后把雨布蒙上。说这样不怕下雨，也不怕敌人骑兵的袭击，因为这等于是个掩体。松潘大草地的夜晚阴风萧瑟，无论怎样交流关于睡觉的经验，实际上既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寒冷和饥饿也令人无法入睡。大家只能用体温暖着，然后听那些曾经去苏联学习过的红军指挥员用俄语轻轻地哼唱着：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歌声在漆黑的松潘大草地上低低的飞翔......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和兄弟部队开始第三次穿越草地。刚进入草地没多久，战士们就陷入了断粮的困境，只好挖野菜、嚼草根、啃树皮，后来野菜这些也没了，便开始吃牛皮腰带。年仅十四岁的战士周广才所在的这个班原来十四个人，牺牲了七个，另外七名战士都靠吃皮带维持生命。当班里其他六名战友的皮带都吃完后，周广才不得不把自己的皮带拿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割掉一段，切成一根根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眼泪都掉下来了。当吃完皮带第一个眼的时候，周广才伤心透了，他央求大家说：“不要再吃了，这个皮带是战利品，能能留下来，把它作为战后我们一个见证。”
战友们都知道，周广才这条皮带是1934年红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大家见状，没有把这根皮带吃掉，而是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将这剩下的半截皮带保留下来。在随后的长征途中，周广才的六位战友又相继牺牲，只有他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了延安。为了缅怀牺牲的战友，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烙上了“长征记”三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1975年，周广才将这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最绝的是贺龙。当时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的夫人要分娩了，贺龙不声不响用麻绳和针做了一个鱼钩，就这么往水草里一扔，居然还真钓上了鱼。他的堂弟贺文玳回忆：“也许是被红军精神红军精神感动了吧，鱼也来贡献。贺龙吩咐炊事员熬了鱼汤送去。后来，萧克夫人顺利产下一男娃，因在红军土制的一碉堡所生，贺龙就给娃子取名为碉堡……”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
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听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一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后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肖华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真实写照。
红军过草地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总指挥，他在回忆录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
据党史资料记载：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用了5天（8月21日——8月26日）。左路军大概也是6天左右。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雪交加。泥泞，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这种情景真是前所未见。我记得第一天3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袁国平和我及向仲华向仲华等，折了一些小树枝搭了一个小棚，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下了一夜大雨，小棚无法挡雨，我们几个人被雨淋得满身透湿，无法入睡，只好背靠背挤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或唱歌，总算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开始还可以看到太阳，但过一阵子，便狂风大作狂风大作，忽而又下起雪来。第3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不少战士因体弱、缺氧和寒冷，过河上岸时倒下了。第4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
红军为此牺牲了好多人
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使得草地行军十分艰难。而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不少红军就因此长眠在了草地上。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朱德司令向身边的同志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以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寻找出一些无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过饥饿的难关。然而，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野菜，是要冒中毒的危险的。
张思德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后来他在延安烧炭时不幸牺牲了。毛泽东为此撰写了《为人民服务》。在“尝百草”中，他总是抢在他人之前。
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张思德就是这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们，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很快，这件事被彭德怀知道了，他表扬了张思德。
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七个人，他们过草地时，由于荒无人烟，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选出一人先尝，鉴别出无毒野菜供大家充饥。会上，四名党员要求先尝，三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要尝，年老的要尝，年轻的也要尝，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生存留给别人，场面感人至深。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最年轻、身体最好、抵抗力最强的陈云开陈云开先尝，理由是他能抵抗住野菜的毒性。不知名的野菜，苦、酸、麻、辣、涩味道俱全，当他品尝到第七种野菜时，终于中毒晕了过去。陈云开经战友们抢救未有大碍，而战友们吃了无毒的野菜，走出了草地。
红一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三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三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红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用了五天（8月21日——8月26日）。在草地行军中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
第一天红三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这里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一些低矮的小树。第三天过葛丘河。第四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仅天气变化无常，而且地面完全是水草，要选择在草堆上走，如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有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出不来了，不少骡马也因陷入沼泽坑内拔不出来。第5天，8月26日，终于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地区。
女红军在过草地时有脸盆、棍子、牛皮、铁针几件宝，她们就是靠着这几件宝走过草地的。
脸盆--长征途中，女红军为了减轻负重，逐渐扔掉一些东西，但破旧不堪破旧不堪的脸盆总是舍不得扔。因为脸盆既可用来洗脸、洗脚，又可用来煮饭煮菜；既可戴在头上遮挡风雨，又可以反扣在湿草地上当凳子；脸盆还是交通工具，坐在上面，往坡下滑去，省力又省时。
棍子--晚上宿营时，可以用它来搭帐篷；用两根树枝绑在棍子上，上面搭块布，就是一把大雨伞。草地行军时，用它当扁担，可以挑着东西走路；用它当拐杖，可试探道路的虚实和水坑的深浅，如有人不小心陷进泥潭，还可用它把人拉上来。
牛皮牛皮-不到断粮时，战士们是舍不得吃牛皮的。草地断粮时，女战士们就把随身带的牛皮制品切成小块，和着野菜一起煮着吃。牛皮还是很好的御寒物，挡风雨、暖身体，还可用它来做鞋子、带子、挂包等。自制的“皮鞋”走起路来，比光脚好多了。
铁针铁针--有了“铁针”，女战士就可以用灵巧的手缝补战士们的衣服、鞋袜，以抵御草地的严寒.铁针成为女战士随身携带，小心保护的珍品。为了保护好“铁针”，女战士们还专门开会规定，谁丢失或弄断了“铁针”，就要受处分。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由于不能再走松藩地区，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由于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停留的藏区本来产粮就不多，经几万大军往返，筹粮更感困难。红军发动藏、羌族僧俗群众，许多群众积极把存粮卖给红军，一些寺院还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小寺院往往有几百斤，大寺院则有成千上万斤。在德荣县龙绒喇嘛寺，赠送红军的青稞达1．5万斤，成为当时记载捐粮最多的寺院。
1935年9月4日，周恩来曾致电一军首长林彪、聂荣臻称：“据三军收容及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那些消失在沼泽中的人，显然还不在上述统计中。
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过草地之前统计共有近2万人，过草地之后剩下1.3万人（其中在左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5000人，中央纵队中央纵队和一、三军8000余人），损失6207人。
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原二、六军团1.4万人，又补充了红三十二军2000多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10月间三大主力会师时为1.1万人），过草地损失约3092人。
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以第三次过草地统计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
草地气候恶劣多变，素有“死亡之地”之称。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牧民也只有每年的5月至8月才敢纳足的茫茫草地，人生地不熟的红军能够走出这片泽国，全仰仗了两名喇嘛喇嘛。出远门的喇嘛扎栋巴、能周1935年8月中下旬回到毛儿盖寺庙，发现其他喇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支驻扎此地的军队。经过红军的一番思想工作，扎栋巴、能周将红军带出草地。
一个十三岁名叫小兰的小红军过草地跟随部队前进的时候。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雾气渐渐散去，前面隐约地出现了一座小村庄，这就是我们盼望了好久的阿贝村。进村后，看护长对她说：“小兰，休息一会儿，去寻找粮食。”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小兰把找到的五六斤麦子炒熟，用石板把它碾碎。她想：这些麦粉，一餐吃一把，粉里多掺些草，能吃它20来天，就一定能走出草地。
第二天早晨出发了。小兰扶着伤员，走到桥上，那伤员忽然咳嗽起来，身体发抖，脚底滑了一下，她连忙使劲拖住他，才没有掉下河。可小兰肩上那袋麦粉掉进河里，在水里滚了几下，就被冲走了。
小兰扯了许多枯草，放在挎包里，好像真有粮食一样。晚上，队伍停下来休息。草地上生起一堆堆火，战友们煮野草和麦粉糊糊吃。她怕大家看见自己尽吃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休息时，她才躲到一边煮野草吃。
这样过了几天，身体就不行了。有一天，小兰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慢慢地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人在背着我走。
看护长摸摸小兰的肩膀，问道：“你的米袋呢？”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看护长一把夺过她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干枯的野草。
看护长听小兰说出实情，抚摸着她说：“好同志，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没有粮食，大家帮助你呀！”这件事，一阵风似的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围拢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把麦粉送给小兰。那个伤员走过来，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你不肯接受大家的，我这一份一定要收下。”大家同声地说：“小兰，你收下吧，有多大的困难，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
这一个女红军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的坚强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是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面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有这么做，她悉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皮质了。
老红军马志选回忆过草地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1935年8月中旬，我第一次过草地。出发前营政委作动员，让我们做好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我们自己动手用稻草打了几双草鞋，还领了7斤磨的很粗的青稞炒面和一个木头碗。草地上喝水很困难，喝水得拿着木头碗去找，有时一天也找不到能喝的水。青稞炒面按规定一天只能吃一斤，我们就挖野菜、拾蘑菇煮菜汤喝，有的野菜蘑菇有毒，大家喝了后，全身发肿。宿营时，我们以班为单位背靠背睡觉，冷的时候就互相拥挤着坐在一起，靠体温抵挡寒冷。经过五天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时，就差点沉入泥潭里。那天，部队正在草地中艰难行军，我顺着战友踩出的路径慢慢往前走，突然一脚踩空，一下子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泥潭里，人缓缓向下沉，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沉的更狠。我大声叫喊起来，剧团一位姓朱的战友，把手中的笛子伸了过来，安慰我说：“别慌，抓紧笛子，不会有事的。我紧紧抓住他递过来的笛子，用力往上爬，终于脱离了险境。”
一出草地紧接着就攻打包座，打了三天后，部队突然接到命令重返草地南下，我们又开始了二过草地。一次，我在路旁小便，与部队落下100米左右的距离，跟在后面拼命追赶却怎么也赶不上。营政委骑马过来，看见我追赶队伍，就让我揪着马尾巴，人借马力，才赶上了队伍。以后，谁也不敢轻易掉队了，大家都是边走边吃，边走边尿，只有到晚上休息时才能方便。这次虽然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走出了草地，但感觉比第一次过草地还累，我们连队100多人，走出草地时只剩下60多人。
重走长征路，我沿着若尔盖草地步行走了一段，草地里沼泽丛生，气候变化无常，芦苇随风飘扬将草地伪装成无害的样子，如果不是现在的草地已被改良，我想，稍不留神便会被沼泽和流沙吞噬。草原一望无际，根本难于辨别何处，行走着无处落脚，施救者与被困者一同坠入深渊，一去不还。
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当年红军战士谨慎谋划策略，要求过草地时脚要轻。当有人陷入沼泽或流沙，先用白条将其身体捆住，再小心施救，以防施救者一同被困。
这时，伴随着刺骨的寒风，一阵冰粒子劈头盖脸打在了我的身上，面对恶劣的天气和隐藏的危机，我小心翼翼地前行。沿途，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故事使我泪流满面。
在草地陈赓被骗了。
那是一个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青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的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即掉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上飞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了草地上。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了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的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颗牙印。
陈赓同志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把搂住了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已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来到一个岔路口，我看到前面有一雕塑，便走了过去，近前一看，雕塑原来是描述红军长征过草地“七根火柴”的故事的纪念碑。我眼含热泪深深地向着牺牲在草地的红军烈士鞠躬敬礼。
过草地天气恶劣让红军战士难以点火，点火源更显得弥足珍贵。当时有位红军战士名叫卢进勇，在跟大部队行进的过场中患病落下。
卢进勇凭借顽强的身体意识痊愈后，他加快脚步去追赶大部队。路上碰到了个红军战士已经奄奄一息。卢进勇将随身带着干粮分了些给这位红军战士，但却被拒绝。这名战士指着自己的上衣口袋，卢进勇翻开看竟找到一张党员证，红军战士见到自己的党员证后，显得有些亢奋，神采焕发向卢进勇讲述了自己成为党员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他还告诉卢进勇火柴盒里压着七根洋火柴，卢进勇想为其点燃一根温暖身体，但他坚决不肯。红军战士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不愿浪费这难得的资源，他要求卢进勇将这七根火柴带上送给大部队，给更需要的战士。
卢进勇强忍泪水，挥别红军战士后加快前进的脚步，路上碰到无数艰难险阻也紧紧将七根火柴护在身上。终于在几日后，他找到大部队将七根火柴完整地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七根火柴的故事也由此永远地流传下去。
七根火柴反映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 ”在我们看来似乎很遥远，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但他其实就是发生在红军长征路上件件小事的缩影，就是那种“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最朴实的精神。
诺尔盖县班佑乡班佑村是1935年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的见到的第一个村寨。当年的班佑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几根木棍支起的棚子，外面扎上柳枝篱笆，再糊上牛屎，就是村民的住所，被称为“牛屎房子”。
我沿着红军过草地的道路来到了阿坝州诺尔盖县南部的班佑村。这里被称为“长征草地第一村”。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三次经过班佑村，前后约3万多红军人马在此集结，这在红军长征过草地途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来到了村子的西边，见到一片长势茂密的红柳，望不到尽头，有一个碑立于前，上书“红军林”。我进入红军林，走了三公里草地，探访红军林的故事。
班佑村的红军林也就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红柳林。这里在以前也是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临时驻地，1935年8月下旬，经过5—7天水草地露宿的红军将士，终于来到了班佑村，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就住宿在牧民的牛棚里。
据党史记载，当时红军在现在的班佑村一带，曾遭到班佑十二部落上千骑兵的阻拦，但在短时间的沟通后，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如今，在当地的牧民的口中，还流传着这样一段传奇故事。
红军在班佑村呆了四天。红军到达时，在十二部落内部，对是否帮助红军曾有争议。
双方僵持不下，部落的上千骑兵也驻扎在村外，嘎一佳是当时班佑部落里一位颇有威望的老人。红军到达的第二天，嘎一佳受部落委托，带着一条洁白的哈达前往红军驻地。
当他到达村口时，发现红军并没有破坏定居点，连指挥部也设在村外的红柳林。于是，嘎一佳走进了红军进驻的红柳林，他将哈达献给了一位红军首长。这位首长告诉他，红军只是暂借村庄居住，几天后就会全部撤走。后经他回忆，这个人可能就是毛泽东。
嘎一佳回到部落后，带回和平的信息，十二部落的首领决定撤兵。并给红军送去来牛羊。后来村外那片红柳林被命名红军林。
班佑村是红军长征三过草地的集结地带,共和国一代伟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均在这里留宿、集结,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重要纪念地之一。
在班佑村外有一条热曲河，我从红军林出来没走多远，就看到一座红色花岗岩雕塑矗立在公路、河边的草地上。走近一看，原来这是一座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纪念碑雄伟挺拔，远远可见，是为红军长征过草地牺牲在班佑河人数最多的红军战士而建。碑座上刻有“胜利曙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雕像中的战士或拥着、或搀扶、或背靠着背。他们有的遥望远方，有的疲惫不堪，给我们一种莫名的悲哀和惨烈，衬托出当年红军战士为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不怕牺牲、团结一致、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在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被刻成碑文：“红三军在草地整整走了七天，终于走到了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了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的抬不起退来，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在仔细检查一遍，不能拉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了气。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看着碑文上刻写着王萍将军的回忆，我望着班佑河，七百多名小红军战士静静地坐在班佑河边牺牲画面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一下流了出来。我跪了下来，向着烈士纪念碑、向着班佑河红军战士牺牲的方向拜了三拜。我永远不会忘记有这么烈士为了今天静静地躺在这里，记住他们、记住班佑河、记住诺尔盖草地。
当年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忱收留和悉心照料，他们后来留下与藏族姑娘结婚生子。“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流落的叔叔，在那高寒的沼泽地里，拖着淤血的伤口，扎着发臭的绑腿，艰难地爬行。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昏迷的叔叔，当最后一节草根嚼碎，当最后一根皮带煮完，当最后一棵秸干拄断，当最后一丝力气用尽，我的叔叔倒下了，倒在了人迹罕至的高原，倒在了憨厚热情的帐房，一堆堆马粪，燃起了生命之火，一碗碗热腾腾的酥油茶，一块块香喷喷的糠粑，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被一双双紧握的手，攥在了一起……”
青青草原，雄雕矗立。仰望班佑烈士纪念碑，我仿佛看见那七八百红军烈士鲜活的面孔，他们虽衣衫褴褛、形销骨立，却气宇轩昂、目光坚毅，他们相互搀扶，一步一摇地向我走来，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他们的英灵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精神力量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萧华萧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战士便是凭借惊人的毅力与不屈的品格挺过茫茫草原，完成我党伟大的任务。那么80年后的今天，这片埋葬无数红军战士的草原被整治成了什么样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对草原沼泽的整治工作。
在一五计划前后，国家多次派遣专业人员来到松藩草原勘察，专家研究发现，积水聚集不出是导致整片草原荒凉凶险的根本原因，于是针对这个问题，专家着手准备，计划对松藩草原集中整治。由于此前中国机械行业尚未发展起来，无数中国人民只能徒手挖掘排水渠道。
人们将草原上的积水引走，并在土地里种植大量牧草，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畜牧业。如今，若尔盖草原拥有978万亩草场，跃升成为全中国三大草原牧场之一。无数动物相继而来，在此繁衍生息。
如今的草原呈现出勃勃生机，给当地的人们带来无限希望。这里也流传着经典的红色故事，无数英雄亡魂默默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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