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昨日（7月16日）公益中国人重走长征路，一早从黑水芦花出发，穿过雅克夏雪山隧道，沿着九红草原观光路一路北上，经过红原、龙日坝大草原、日干乔大沼泽、瓦切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过草地体验大道、川主寺、松潘，前往毛尔盖、沙窝。途径松潘小姓乡已是晚上八点多，于是，便停下车在小姓乡村路边的一个民居客栈住了下来。
2021年7月17日是公益中国人重走长征路的第19天。上午我从松潘小姓乡岀发去毛儿盖、沙窝。一路上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的，筑路工人开着机械正在对被雨水冲毁的道路进行修复。我驾驶着摩托左右摇，摆好像在跳舞，行驶了三十多公里路的时候，突然，我发现自己把手机丢了。于是，掉头原路寻找，一路上向筑路工人师傅们询问着捡没捡到一款手机，返回了松潘小姓乡。
在小姓乡，我买了一个新手机和家里人取的了联系，家里人告诉我：“手机被藏族跑农村客运的司机朵让达根师傅捡到了，他无法与你联系，边打电话通知了我”。我按照家人给我的手机号码与司机朵让达根师傅取得了联系，他告许我：现在松潘，明日返回见面给你，随时联系。
有了手机的下落，心里非常高兴。于是我又驾驶摩托车从小姓乡出发，向着毛儿盖、沙窝行驶而去。一路上。摩托车在高山峡谷中间颠簸。穿村寨。爬山坡。越沟壑。辗转了三个多小时，途中，在一个上顶上，我看到一辆城乡客运小巴车停在了那里，便停下车来上去问路。客运小巴车的司机师傅和我开了几句玩笑，我和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聊了几句，便有驾车而去。下午四点多，抵达了上八寨乡毛尔盖会议会址。
1935年8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毛尔盖地区召开过两次会议及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经过激烈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再次做出了北上的决定。此后，红军从毛尔盖再出发，穿过草地，向北挺近。
尽管上八寨乡、下八寨乡地处偏远，每年仍有许多人专程前往，在这里重温当年红军坚决北上的信念和意志。
原址已烧毁。原地新修起了一幢大殿
毛儿盖镇下属有三个乡，分别为草原乡、上八寨乡和下八寨乡。毛儿盖会议会址就处在松潘县毛尔盖镇上八寨乡索花村一座毛尔盖寺院内，这里有桑木旦大师故居等名胜。红军长征时，中央政治局曾在此召开过毛儿盖会议。
经过历史的洗刷，毛儿盖会议的原址已烧毁。原地新修起了一幢大殿，殿前立有一块石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坝红军长征遗址——毛尔盖会议会址”。
参观了毛尔盖会议陈列馆，在一家客栈办完入住手续，又和在山顶上问路时的那位大姐相遇了，她就是来自云南、独自一人重走长征路的史建。交谈中得知史建大姐今年69岁，原籍河北，是一位红二代。他的父亲属于刘邓大军的一员，解放战争时期，他父亲所属的部队南下打到了云南，于是就留在了云南。我和史建大姐加了微信并合影留念。交谈了一些重走长征路的见闻，增强的知识，受益匪浅。
沙窝会议旧址离毛尔盖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7月18号是我重走长征路的第20天，一早我从毛尔盖住处出发来到位于下八寨乡的沙窝。
来到了沙窝，高高飘扬的红旗跳入视野。沙窝会议会址基本保持着原貌，这是一栋三层高的简陋土墙房子，从外面看，房子下层是厚厚的土墙，上层搭出了一个木制的阁楼，颜色陈旧，饱经岁月沧桑。
来到沙窝会议会址，院子的大门紧锁着，正当我向当地老乡询问时，一位藏族老人走了过来，他用钥匙开开了大门，带着我走进了这座院子。
和藏族老人东巴在沙窝会议旧址院里
经询问，我了解到这位藏族老人名叫东巴，今年66岁，沙窝会议旧址是他的祖产，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来到这里，他的爷爷东周亲自接待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如今他毅然坚持守在这里充当义务讲解员，得知我在重走长征路时就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留我午餐，他比我大6岁，是一位令人可敬的老哥哥！
这座老房子的楼梯狭窄且陡，仅能容一人通过。我跟在东巴老哥哥的身后攀爬向上。每踏一步，木板都嘎吱嘎吱地作响。
东巴老哥哥向我介绍说：“这房子是我爷爷留下的宝贝。1986年房子被认定为沙窝会议会址，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邓小平和叶剑英一起提出了“沙窝会议会址”在哪里这个问题。调查沙湾会议会址的任务，从中央一层层交了下来。调查的依据就是一些回忆录和记载，沙窝会议是在一栋房子三楼的经堂召开的，经堂墙体三面有壁画。
东巴老哥哥说，由当时阿坝军分区的领导带队，在沙窝这一带经过一户一户详细核查。最后发现我家房子情况与回忆录完全相同，被认定为沙窝会议会址。
如今，沙窝村作为重要会议会址的所在地。村民们都以此为荣。在外面介绍自己家乡时，都会说一句，‘那是举行沙窝会议的地方’，因而，家家户户都自发挂上了红旗。
伴随着东巴老哥的讲解，我参观完沙窝会议会址。在这里，我了解到：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人员有张闻天、毛译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11人。会议两项仪程，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式和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政策。
1934年6月红军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应为1935年
在沙窝会议会址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块有关介绍“红军过草地”的模板，上面书写道：1934年6月红军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守军胡宗南部。红军1934年10月才开始长征，而1934年6月（应该是1935年）怎么能到这里制定“松潘战役作战计划呢”？当即，我就向东巴老哥哥指出了模板上时间的错误，让他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把这块模板上错了的时间改一下。
芦花会议后，红军长征继续北上。七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发布了《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蒋介石对红军的未来行动路线的判断已经准确：
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岗、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原据北川、墩上各处股匪，已向茂县撤退。威州（汶县）、茂县间之村庄，全被匪焚毁。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攻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而这确实是毛泽东设想的红军北进陕甘的路线。
于是，蒋介石在这条路线上层层设防，调集的总兵力达三十万之众。
胡宗南大军驻守松潘，他知道毛儿盖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小地方在地图上难于发现，但是它处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而且是松潘草地的南沿。如果红军要进攻松潘，必须先占领毛儿盖。因此，胡宗南在到达松潘的第二天，就命令西北补充旅一营营长李日基率部前去毛儿盖。胡宗南给李日基的任务是：“搜索、警戒和打游击。”，胡宗南的指示是：“自己做主，不要向我请示。”李日基在两个藏族向导的带领下走了两天才到达毛儿盖，部队住在了寺院供喇嘛住的空房子里。
毛儿盖是河谷中的一块狭长平地。一条不宽的小河自北向南流过，把两座大山隔在平地的边缘。沿河是青稞地，山坡上长满了低矮的乱草。由于这里的海拔高，从北方来的官兵们很不适应。李日基判断红军只能从南边来，因此，他向那里的一个藏族小村庄派出了一个前哨班，并在村庄两侧的山头布置了警戒排。除此之外，一营官兵没有修筑任何工事。因为李日基营长认为此地没有固守的必要。
但是，几天之后，胡宗南来电，说红军有向毛尔盖进攻的迹象，命令一营固守。李玉迪立即回电说，要固守这里至少需要一个团。胡宗南果然派了一个副团长带领一个营来增援了。但是这个副团长连同他率领的那个营仅仅在毛尔盖待了几天，就又被胡宗南调回去了。李日基后来才知道，这个副团长为了不留在毛儿盖与红军作战，买通了胡宗南的一个参谋，结果这个参谋对胡宗南说毛儿盖的防守一个营足够了。愤怒的李日基只有赶快修筑阻击阵地，以便迅速展开兵力。全营正忙着，电台报务员报告说：附近发现了一个大电台。肯定是红军大部队来了！
攻击毛尔盖的红军部队是王开湘（又名黄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四团一直是整个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到达毛尔盖的时间是1935年7月10日。
先是南边那个藏族小村庄的前哨班跑了回来，然后整个毛儿盖被红军包围了。红军从南面的山地里冲过来，警戒排很快就溃散了，负伤的排长被士兵背回了营部。晚上，李日基亲临阻击阵地指挥战斗，企图以此鼓舞士。李日基发现红军的装备很差，火力根本无法和自己相比。由于李日基离开了营部，副营长吴剑平负责给胡宗南去电报报告战斗情况。这一下弄得胡宗南不断地问“李日基如何？”天亮之后，李日基回到营部，发现一营请求增援的电报再也没有了任何回音，不禁怒火万丈。后来才知道，自从副营长署名的电报一再发出后，胡宗南先是以为李日基已经死了，后来又怀疑他投降了红军，因此无论如何不敢派出增援部队，怕中了红军的计谋。
第四天，红军已经占领了毛尔盖的大部分地区。李日基营营部和各高地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了，全营大部分人马被围困在那座叫索花寺的寺院里。一连几天，红军的攻击并不猛烈。李日基怀疑红军在挖地道，忙派人前去侦察。果然，红军的地道快要挖到寺院里了。此时，在寺院大门防守的副营长吴剑平和一连连长郭全喜相继阵亡。全营粮弹全无，增援无望，军心崩溃。李日基连续发电大骂胡宗南无情无义。胡宗南的电报终于来了，在确信李日基还活着后，他命令一营撤退：“电到后该营即可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十元，带回武器一只赏洋二十元。”已经魂飞魄散的李日基立即命令部队砸了电台开始突围。一营能够的官兵仅剩下约五百人。其余一百多个伤员和体弱者全部被红军俘虏。天降大雨，李日基营的官兵饥寒交迫，看见红军冲上来，坐在地上马上交枪投降。李日基顺着一条山沟拼命，跑了一夜之后发现身后的官兵不足一百人了。毛儿盖四周的小路上到处都有红军的警戒哨兵，李日基不敢走出树林，在流浪了几天之后才回到松潘。胡宗南没有斥责狼狈不堪的李日基，而是让他去领赏。由于根本没把胡宗南那封电报看完就跑了，所以李日基一头雾水，不知道让他去领什么赏。
胡宗南丢失了毛尔盖，但是他的收获是：确定了红军现在的具体位置。同时明确了红军定要进攻松潘。因为红军如果不走松潘，就只能进了没有人烟的大草地。胡宗南认为，数万红军无论如何也不会走进那条绝路。
占领了毛尔盖的四团缴获甚丰。除了粮食和酥油外，竟然还有前门牌香烟！王开湘和杨成武立即派出一个骑兵班把这些香烟送到了师部，因为他们知道聂荣臻政委和陈光师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抽到真正的香烟了。
占领了毛尔盖的红军先头部队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
四团曾向松潘方向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敌人兵力多，火力强，在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之后不得不撤回——红军的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进。
红军各部队虽都在执行北进计划，但是行动的速度极其缓慢。
八月初。毛泽东到达了一个叫沙窝的地方。
由于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北上毛儿盖的行军再次就被耽搁。
粮食的匮乏更加严重，疾病开始流行，疾病流行的原因是饥饿的官兵吃了死亡后风干或腐烂的牛羊尸体，还有有毒的野菜或者有毒的蘑菇。
在沙窝附近负责收容伤病员的女红军李伯钊把刘少奇的烟叶子吃了。这些像萝卜叶子一样的绿色野草被刘少奇采集来当烟草，因为整齐地摊在地上晒着，饥饿难忍的李伯钊看见后就拿来煮着吃了。刚吃到一半，李伯钊就开始趴在一座牲口圈里不停地呕吐。不久女红军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找到粮食的办法，那就是在牲口粪里寻找没有被消化的青稞粒，这个发现居然使她们，一粒一粒地从牲口粪里检出来好几斤青稞。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
沙窝会议是在红一方面军驻地的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的。张国焘带了副手陈昌浩来，会场戒备森严，连陈昌浩也没让进去，张国焘心里很不爽。会议开了三天，8月4日至6日。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会上，张闻天首先作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即第一项议程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一. 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而．西北地区：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 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三．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继之，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
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还是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一直延误着红军的北进，仍试图促使红军实施他的西进川康计划，由此引发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张闻天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团结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送到红军总政治部内部刊物《干部必读》编委会要求发表。编委会由张闻天、陈昌浩、凯丰、博古、杨尚昆组成。陈昌浩发了脾气，说希望红军一直北上没错。但，“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整”红四方面军。张闻天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惹来陈昌浩这么大的火气，他跑到毛泽东那儿从头到尾学了一遍，说他无非是想让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顺利实施。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张闻天，现在是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沙窝会议进行了两天。第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决议告成全体红军：“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关于一方面军，四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沙窝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使用长征一次。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常委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第二天，会议进行第二项议程，开始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八人）。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虽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对张国焘做了一切让步，但毛泽东坚持政治局不能人太多，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党的组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决定。周恩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决定在未来巨大突变发生时，几乎起到拯救危亡的作用。
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削弱和崩溃；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三、关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还肯定遵义会议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四、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并充分肯定了两个方面军的成绩，认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而“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同时也指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弱点与不足。还强调坚持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六、关于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十二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七、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一、四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沙窝会议结束了，张国焘说：“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散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
由于敌胡宗南主力集结松潘地区，张国焘即发生动摇，主张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结果延宕了部队北进的行动，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8月1日，中央军委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央军委于3日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穿越松潘草地，在洮河与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是红军一贯的作战原则。但是，张国焘坚持兵分两路——张国焘不愿意没有相对独立的军队。《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九、三十一、三十三组成，共二十个团，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三十军组成，共十二个人团，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等共七个团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为总预备队并担任后方掩护，归右路军指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离开了沙窝，毛泽东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与毛泽东告别的还有朱德。
根据夏洮作战计划，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
朱德和毛泽东的分开，对于依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高大而消瘦的毛泽东站立在风中，他望着朱德远去的背影，心情恶劣到极点。自朱、毛红军会师于井冈山，他们是第一次分开。在与朱德分别的那一刻，毛泽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再次相见竟然是一年之后。
周恩来的病情在这个时候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
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周恩来的精力和体力消耗已经达到了极限。他终于倒下了，高烧不退。医生开始以疟疾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当周恩来因腹部剧烈疼痛而陷入昏迷状态时，医生终于诊断出他得的是肝脓肿。
周恩来的肝脏已经严重化脓。疼痛使这位性格坚韧的共产党人彻夜呻吟。邓颖超被从修养连叫来了。看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丈夫，邓颖超没有任何办法减轻周围来的痛苦，只有不断地为他擦去脸上疼出的汗珠。性急的陈赓命令官兵到雪山弄来冰块，为周恩来做腹部冷敷，以期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没有人能想出什么办法救他。
毛泽东来看望周恩来了，红军中不能没有周恩来。
昏迷三天之后，周围来排出一大盆儿绿血的脓血，而后，他的疼痛竟然减轻了。周恩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近四十年后，周恩来被诊断出患了癌症。那时，毛泽东也同样被重病折磨着，他无法再看望周恩来了，周恩来在最后一次手术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肠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位置”。
毛泽东体质之好是惊人的。在中国红军艰苦的征战中，他除了被蚊虫叮咬，患过疟疾之外，再也没有患过其他任何疾病。但是，从沙窝儿开始一路北上毛儿盖，毛泽东觉得自己十分难受，这种难受来自内心的巨大忧虑。
张国焘回到卓克基。徐向前的意见是，部队必须马上离开这块不毛之地：“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一块儿有粮食吃的地方···部队天天吃野菜和黄麻，把嘴都吃肿了···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但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催促左路军部队“专力北上”口气急促而恳切：
朱张二同志：
（一）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及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二）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15天干粮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三）目前洮、夏敌备尚薄，尺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
（四）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K。32K（部队代号）即速开毛。
（五）目前应专利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六）望立复。
中央
八月十五日十四时
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前往阿坝。
同一天，右路军的先头部队在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的带领下也从毛儿盖向北出发了。但是，左路军行进的方向不是在向右路军靠拢，而是越走离右路军越远。此时的张国焘仍在试图自阿坝向西，进入甘肃和青海交界的边缘地区。
张国焘表现出的动摇严重威胁着红军的整体行动计划。
参观完毛儿盖会议陈列馆得知。1935年8月20日，针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毛尔盖的索花寺院内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因在左路军没有到会。叶剑英因在右路军先头部队，彭德怀因跟随担任后卫的第三军团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再次强调了迅速占领甘南、洮河流域的战役计划，特别指出“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那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物质匮乏，难以保障大军在长期驻守。同时，一旦敌人在黄河东岸布防起拦截线，红军将被困于其中，前后左右都将难以伸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迅速东出跟进。会议要求“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与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毛尔盖会议是继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对提高广大指战员对北上的认识，克服张国焘的右倾逃跑的阻挠起了积极作用。
毛儿盖会议是在四方军驻地开的，同样也是戒备森严，毛泽东感觉也不舒服，但还是忍了，为了换取张国焘支持“松潘战役计划”，这样就可以夺得一条通道，省得过那个令人恐惧的大草原。
但目的并没有达到。胡宗南也不是好惹的，松潘县城硬是没打下来。红军不得不硬的头皮过草地。谁也没有走过草地，中央也没有数，只知道困难极大，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十五天的干粮。毛泽东所在的右路军几万人把毛儿盖地区粮食都搜干净了，地里的青稞都割干净了，也没凑足，许多部队只有两三天的口粮，冻饿倒毙，这成了过草地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
从毛尔盖寺出发，向北三十公里左右的松潘县草原乡有一座曲定桥。这是一座普通的石头桥，是后来修建的。桥的一侧有“曲定桥”三个红色大字。这是红军长征进入草地的第一站。从这里直走，通往松潘县城。往左几十公里便是色地坝，进入茫茫草地。红军在毛尔盖休整一个多月，在完成筹粮任务后，就从这里出发北上。
80多年过去了，此时的我站在曲定桥上。仿佛还能看到红军北上的身影和坚定的足迹。
和王岭、李秀玉夫妇相遇
告别了东巴大哥，刚出了沙窝没有多远，在前往松潘路上一个下坡的拐歪处，我和骑单车重走长征路的王岭、李秀玉夫妇相遇了。经交谈得知的王岭、李秀玉夫妇是今年3月份决定以单车骑行的方式重走红军长征路的。他们从内蒙出发骑单车在沙窝和我相遇时，一路上已经报废了一辆单车。
2016年。王岭萌生了重走红军长征路的想法。2018年，王岭拉上自己的爱人李秀玉开始筹备远行，查找资料，规划路线，加强体能训练置办装备……
王岭对我说：“骑行路线，完全还原了红军长征路线。”“做功课是个辛苦活儿，光笔记我就抽了两本。”
王岭、李秀玉夫妇在瑞金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广场
2021年3月1日。雪后的内蒙古乌海寒气逼人，但王岭和李秀玉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当天，市自行车运动联合会组织骑友前来为二人饯行。
一片赤诚，两辆单车，而这一骑就是万里之遥，166天、途径了了14个省区……
2022年春天。我以《伉俪骑行重走长征路》为标题报道了王岭、李秀玉夫妇骑行重走长征路，166天、行程12612公里！退休不怕远征难的壮举。该报道发表在《公益中国人》网络媒体上。
中午，我又用电话和捡到我手机的乡间客车司机朵让达根师傅取得了联系，他把客车的样式及牌照号码告诉了我，并说马上要从松潘出发到毛尔盖来。我俩约定，勤用电话联系，半路上碰面。
下午两点多，我从毛尔盖出发向着松潘县城方向而去，一路上，翻山越岭，我时刻注意着对面方向驶来的车辆，生怕错过朵让达根师傅的小客车。行驶了大约三十公里，在一个上山的拐弯处，远远看到对面驶来一辆小型客车，经联系确准是过朵让达根师傅的那辆车，于是我就放慢了速度，不一会儿，朵让达根师傅开的小客车和我驾驶的摩托相汇在一起停了下来。我向着从车上下来的朵让达根师傅迎了过去，朵让达根师傅确准是我后，便把手机还给了我，为此，我非常感谢这位藏族客运司机师傅朵让达根拾金不昧的品德。
傍晚6点多，我来到了松潘古城、川主寺。在川主寺镇我参观了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和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红军长征纪念总碑。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位于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红军长征纪念总碑建在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内元宝山顶。从山下登到山顶，需要跨越609级台阶，象征着红军长征所经过的609次战役。它背靠雪山，面向草地，气势恢宏，当夕阳西下时，金光四射，尤为壮观，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
纪念碑的碑座儿为汉白玉。寓意红军翻雪山的艰难经历；碑身为亚金铜贴面的三角立体柱，象征三大红军主力；碑顶一位红军战士双手高举，一手持花，一手持枪，寓意红军长征的胜利。
纪念碑高41.3米，重10吨，建在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上。这在各类红军长征纪念碑中，无论是整体规划还是所在的海拔高度，这座纪念碑都要数第一。加上亚金铜贴面的碑体，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璀璨夺目。
大型花岗岩群雕高12.5米、长72米、宽8米，用1160立方米计1440块红色花岗石精雕细刻组合而成。刻画的人物共九组，分别为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仆后继、回顾思考、英灵会聚，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是我国规模空前的现代艺术群雕。每年仲夏前后，夕阳西下时，碑体折射金光万道，通亮如煅烧之金，五里以外也可看见。
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中国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历时20个月，足迹遍及73个县市，爬雪山、过草地，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取得了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等辉煌胜利，走过了长征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坐落于松潘县川主寺镇，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红军长征这一类历史上的奇迹而决定修建的，于1990年建成，由红军长征纪念馆、大型花岗石群雕以及主碑三部分组成。碑园不同于其他地区修建的纪念红军长征某一事件或某一战斗的纪念建筑，而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总碑，先后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