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昨夜，雨下的越来越大，骑行的道路越来越难走，只好入住于黑水县城一家藏族客栈。
今天7月16日是公益中国人重走长征路的第18天。一早我就来到位于黑水县城的芦花会议旧址。
据楼内资料介绍，当年，这座碉楼里居住这是梭磨土司的管家土司的管家泽旺，他是芦花地区的法官，人们称他为“小头人”。1935年7月10日红军到达芦花村时，当地藏民都躲进了山里，泽旺在第三天下山，藏寨里扎满了红军的帐篷，红军首长接见了他，他把红军接到自己家里。就这样，他和红军一起住了十天。等红军走后，他才知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最高领导人就住在他家。以后，他们家一代一代地守护着这栋房子，守护着红军留下和用过的物品。轮到现在的房主苏朗彭初已经是第四代，当年的泽旺是她的曾祖父。
芦花会议会址所在的热拉藏寨，如今是一个挺漂亮的的寨子，从藏民们住宅就可以看出他们如今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住宅看起来甚至受到了汉族建筑的影响，从便于生活起居来考虑进行设计，因而部分造型脱离了藏式建筑的传统模式，独具一格。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愽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
芦花会议总结了四方面军的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统一部队组织和指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芦花会议（又称黑水芦花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设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1935年7月6日有消息说徐向前带领部队已经接近黑水河地区了，彭德怀立即电告之第三军团目前的位置，并且带领两名警卫员和特务连的一个排顺着黑水河前去寻找。黑水河由高山积雪融化而成，河床中的乱石间翻着白色的浪花。河上架设着不少溜索，是当地藏民过河的工具。在一条溜索前，彭德怀停下了脚步，他发现溜索已被人为破坏。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队伍。“是大脑袋！”彭德怀对身边的人说。但是，溜索已坏无法过河。相互喊话也因为河水冲击岩石的巨大声响无法听清。于是，彭德怀写了张“我是彭德怀，第三军一部在此迎候”的字条，包上一块石头使劲儿扔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面也扔过来一张字条：“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电话兵受到启发，用同样的办法把电线连接起来。在电话里，彭德怀和徐向前约定次日到上游一个有桥的地点见面。
第二天，彭德怀再次带人出发，中午的时候到达约定地点。几乎与此同时，对岸也出现了队伍。可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了。双方还是不断地喊话，不断地扔石头。警卫员在附近发现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根溜索，溜索上悬挂的用竹条编织的筐还没有被破坏。对岸那个身材修长的干部爬进筐里，顺着溜索溜过来了，彭德怀大步跑了过去，把从框里跳出来的徐向前紧紧抱住。
中国工农红军中两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一个湖南人、一个山西人，此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此后他们终生都对对方充满了敬重之情。
彭德怀和徐向前立即交换军情，两个人共同的感觉是：部队行进的速度很不理想。
中革军委已经感到张国焘似乎在有意拖延部队北进的速度。但是，七月十日张国焘的电报先到了。电报表明：“现毛儿盖开始战斗，胡敌测明我们企图，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抗战”。因此，“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讯出主力于毛尔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零乱地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
这是张国焘首次明确向中央提出应该“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央军委发出的电报是：
张：
甲分路迅速北上的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乙目前四方面军来到马河坝东北，沿途番民捣乱，三军团须使用于配置警戒及打通石碉楼方面。一军团及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团，在毛尔盖未攻下前，不便突入。
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朱、毛、周
十号
这一天，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一个什么
“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涛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唯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样安排”。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芦花召开。
当天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电报到了，电报明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集中军事指挥：
焘、向并转朱总：
第七团蔡电报称：坝尾，内容一带之敌均退走，大概是撤去克龙或集小堡寺，备与我战。已令其大部仍固观阵，一部佯攻以制所部，向左方克龙、克晨方面认真游去，河东尽力制敌。树（王树声）到沙，电台时所怀。四台已修好，今晚到马坝河工作。弟即在该地逗留，或可赶到德怀同志处。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所出总的政治文件，示写作干部写出，使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与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弟礼
巧卯（十八日五时至七时）
芦花会议只有一项内容：解决组织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想当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但是，他提出了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于是，张国焘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
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有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十八日
两天后，中央红军以机密电文下达了一、四方面军各部队番号的变更和干部的任命：
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第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第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第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第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五个军番号不变。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三十军：军长盛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组织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部队建制上，只要中央红军的基本建制和骨干将领仍在，不被张国焘“混编”，毛泽东根本不在意如何改变番号。特别是，从上述任命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李聚奎、张宗逊、李天佑、陈伯钧等已被加强到了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
中央红军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转战中，始终不遗余力地保存干部。朱德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尽管在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中，红军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他们一旦负伤，就会被抬着跟随部队行军。中央红军“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着他们”。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而艰险，无论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多么紧迫，及时不得不把伤员留给当地的老乡，也是将战士留下而决不放弃干部。因此，中央红军这个曾经巨人虽然几乎血肉耗尽，可是这支部队依然拥有着极其结实的骨架，骨架未倒血肉再度丰满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红军干部，对于整个共产党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来说，“是极可珍贵”的。
任命张国涛为红军总政委后，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扰，红军进展迟缓，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7月20日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部计划》。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立即北上松潘，尽管因为前线阵地不断失守再这样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历史的问题。
这是张国焘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首先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让张国焘没有任何反对的借口：两军会合之后，中央有责任听取红四方面军关于放弃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并且有权利提出意见和作出评判。
七月二十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部队军事指挥员陆续到达芦花。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因此他既兴奋又拘谨。而此时此刻向徐向前授予金质“五星”奖章，具有令人遐想的含义。其中至少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及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与肯定。
中央没有理会陈昌浩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建议，更没有采纳张国焘让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的建议。陈昌浩和许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中央只授予了徐向前奖章，这不能不使陈昌浩感到了一种难于言表的失落和尴尬。
为了增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涛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推进阻击防线。因此在这个不毛之地短暂争论，本应在时间更从容的时候再耐心讨论。事后证明，会议并没有达成中央希望的团结，张国焘与中央的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
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发展历史情况的报告。他全面汇报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判断错误，以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的失误，造成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较大伤亡。他说，四方面军在反敌人四次“围剿”中，是用尽力量与敌人战斗的，但由于红军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都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又由于没有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四次“围剿”，所以最后决定将主力向平汉路西侧撤退。而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为的是保存兵力，继续作战。他还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据地，“未伤原气”，“原气很足”，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存在错误和缺点。
接着徐向前发言，他汇报了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要立即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尔盖，他们发言之后就走了。
毛泽东的发言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背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红四方面军既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仗也没有打好。说到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红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红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张国焘认为：“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也许中央又会批评红四方面军“隔岸观火，看清休戚相关的大义”。
徐向前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复杂的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常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都凑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的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徐向前所说的：“关于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显然是指由于红四方面军放弃了根据地，且没有在西渡嘉陵江后向北发展，造成了中央红军到达之后没有落脚点，从而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全部拥挤在了西康这片不毛之地中。
会议对以上3个报告进行了讨论。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对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是：1．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使红四方面军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巩固与发展，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是值得一方面军学习的。2．坚决、积极、大胆地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迅速发展。3．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富有战斗能力。4．克服了疲劳和各种困难，到通、南、巴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恢复了原气，使红军扩大了10倍以上。
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失误。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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