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 其稍为历史之光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胡服骑射”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军事、政治改革实践，赵武灵王组织实施了这一项国防战略工程，因此，赵国逐步放弃车战，改用骑兵战术，终于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得以称雄于华夏。回顾反思这场改革，对继承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增强国防实力、振兴中华不无裨益。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引领下奋力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当下，“胡服骑射”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改革的背景
赵武灵王倡导并实施胡服骑射，其目的在于强军兴国，同时是战略调整的需要。史称赵为“四战之国”，诸雄环伺。在几乎无岁不战的兼并战争中，赵国处境艰难。赵国长期实施原来的作战方略，丧师失地，损兵折将，元气损耗， 也难乎为继。赵武灵王战略调整的思路是： 稳定东、南、西，之后北向拓地，充实国力，然后再逐鹿中原。北面，三胡等游牧部族对赵国边地的袭扰不可能没有，但尚未达到需要大规模出兵的程度。而北方的诸胡等游牧部族，“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 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这几乎成为“天性”。面对这些飘忽不定、出没无常、流动迅速的骑兵，赵国原有的步兵、兵车,不但速度慢,而且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无法施展。因此，要北向拓地，胡服骑射的改革势在必行。赵武灵王首先提出对军队服饰和兵种进行改革。他看到胡人身着紧身服，脚穿皮靴，骑马作战，十分便捷迅速。便想，我国军队身着大袖长袍，使用笨重的战车，这样的军队打仗岂能不败?赵武灵王曾把胡服骑射的目标概括为：“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这就是说，实行胡服骑射，近可利用上党地形优势，远可以报中山之仇。赵武灵王这样明确地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便于动员国人。
改革的内容及其成果
公元前307年，赵国颁布了胡服令。赵武灵王亲自上门说服了叔父公子成，随后又开导、教育了谏阻变服骑射的宗室大臣赵文、赵造、赵燕等人。从此，自赵武灵王到大臣都着胡服上朝，朝廷开始了胡服骑射改革。同时，为了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文化圈，任用代相赵固主持对“胡”事宜，招收胡人从军。胡服骑射改革贯穿在整个军事改组和军事行动之中，十余年间，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
组建骑兵，北征拓边。组建骑兵时，改原来的重甲为轻甲，变履为靴，穿骑装，戴胡人“爪牙小帽”，军官则戴武冠。兵源不仅有中原赵人，还有收编的胡兵;又打破原来步兵按区编伍旧制， 改步为骑。此后，赵武灵王三次胡服北征，兵锋所至， 林胡王献马，楼烦王一部骑兵被收编。东胡不敢入“无穷之门”(今张北县北)。为了巩固边防，赵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修筑长城，设置了云中、雁门、九原三郡，迁吏大夫奴隶于此，屯垦戍边。至此,从张北县南向西沿大青山、乌拉山以西高阙塞，黄河以南之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广阔土地为赵所有，诸胡被挡在赵长城以外。
灭中山国，去心腹之患。赵国“胡服骑射”的目的主要是灭中山国。中山国是由鲜虞白狄所建，地处赵之腹地。中山国本来是白狄国家，但它走的是非常华夏化道路。春秋时代，肥国、鼓国、中山，都在今天的河北境内。肥国在晋县，鼓国在藁城。肥国、鼓国都灭亡了，就剩下了中山国。中山国本来在正定新城铺一带，后来迁到山里去，站住脚了。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了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势力范围到了河套一带。中山国靠大国支持，屡侵赵国土地，曾经水困赵之高邑城(今河北高邑)， 被赵国视为心腹之患。从公元前305年第一次进攻中山至公元前296年灭中山国，赵国前后四次用兵中，都得益于新建的骑兵之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巡察了新开拓的疆土，次年出兵灭掉中山。北上拓地，进攻中山，几乎成为胡服骑射改革的检验场。灭中山国，去掉了心腹之患，赵国疆土南北连成一片，拥有了五百里方圆的膏腴之地，为祖先报了仇，为国家雪了耻。经过胡服骑射改革，赵国国土大大扩充，国边大大增强，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函谷关以东与秦抗衡的强国，显示了胡服骑射改革的突出效应。
“胡服骑射”改革的启示
一、克难攻坚锐意改革，知难而上奋发困强。
“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与历史上的任何变法者一样，赵武灵王遭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保守只在于人们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大多数人愿意处在现实的安全状态之中，而对那些改变、破坏现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厌恶和痛恨。英雄之异于常人，在于克服了人们的这种短视和惰性，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危机，高瞻远瞩，谋求未来的安全和发展。所以作为英雄，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类型的人物。如果安于现状，思维和行动受外界环境之制约，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庸众而不自拔，与英雄豪杰无涉了。
转变观念是改革的前提，克服困难是改革的关键。战国时期，各国竞相变法，改革成为时代潮流。改革则强，不改则亡。赵武灵王就是从改革中寻找强国出路。他用发展变化的理念破除了种种思想阻力。胡服令将要颁布时，宗室王公及朝中大臣中抵触情绪很大。在这些人看来，现行的服装、习俗、礼仪、制度等等，都不能变。如果改变，就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就会背离中国。赵武灵王反驳说，先王没有同样的习俗，有什么古俗必须效法?古代帝王不相承袭，有什么礼仪必须遵循?礼制政令都必须因时制宜，衣服器械都要便于使用。他更尖锐地指出，三王不相袭而兴盛，夏、商固守旧制而衰亡;发展变化的理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保守僵化的观念在其透视下，显得苍白无力。正是观念的更新，推动了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
君主主导的改革，身先士卒;富国强兵，要求官员率先垂范。胡服骑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政府行为，因而，改革必须从官员做起。赵武灵王带头身着胡服坐朝，并先后说服了宗室大臣胡服上朝，将军、大夫、戍吏均着胡服。满朝文武胡服盈庭，标志了改革的展开，也向国人表示了改革的决心。削减纷扰凝聚民心，确定强国复仇的价值取向，赵国胡服骑射打出的旗帜是强国复仇。赵武灵王反复申明了这一点：先王开拓胡地，功业未遂;中山国侵地残民，宿仇未报。这样，就赋予了改革以继承祖先遗志、强国复仇的意义。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就是在继承先王遗志、强国复仇的大义之下，“顿首再拜”，恭敬从命。而强国复仇的价值认同，超越了华夷之辩，推动了民族融合，凝聚起来的人心支持了赵武灵王的改革成功。可以说，北上拓地的每一次成功，对中山用兵的每一次胜利，都巩固、发展着改革的成果;改革不断进展的成果，又促成一次次拓地用兵的胜利。
二、远见卓识——师夷长技以制夷。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改革，它是中原发达国家主动学习落后地区局部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千古不变的道理：师夷长技以制夷。惟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游牧民族之所以强悍，无外乎拥有大量精锐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如果农耕民族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以骑制骑，游牧民族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尤令我们叹服的是赵武灵王富国强兵的精神，为了强国他居然下令全体臣民改掉几千年的传统服饰，而向华夏民族一向鄙视的夷狄学习。赵国地处北疆，经常受到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袭，在战斗中，步兵、车兵非常被动，而对方的优势就是骑兵弓箭在近距离的杀伤力非常大，所以赵武灵王开始师夷长技了。赵武灵王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加强弓马骑射，结果军事力量大增，向北拓地千里，游牧民族的优势荡然无存了。
科学思想只有转化为正确的决策部署，才能展现指导实践的强大威力。这与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盛而要求俄罗斯人剪掉胡子，改穿西装是极其相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改革，继承发展创新，赵武灵王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实战需要出发，坚持理想信念在全国全军中牢固树立起来，这就是我们先祖的聪明才智、胆略气魄，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洋溢在赵武灵王身上的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根源。(文图：李会永 张焕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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