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道淮海经济区讯（袁文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人民生命财产、国家安全保障的最坚实的后盾，无数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强国必须强军。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新中国取得成长发展，就是有赖于我们有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新时期，笃定“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建军治军方向，“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这既是我军所处历史方位和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亦是新形势下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人民军队建军九十六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军事斗争形势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军队员额、军事装备不断发展变化，充分反映了我军从少到多、由弱到强，从追求数量到强调质量的光辉发展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多次更名。从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见证了这支军队的创建、发展和转型，但不论名称为何，都不改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集团的根本性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官教导团等，总兵力约3万人。
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央军委对全国红军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统一的编制，各地红军发展不平衡，编制和名称也不统一。1930年1月，党中央制定了编组红军的计划，统一安排了部队番号，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的口号和具体方案。这一时期，各地红军有了一个较大发展，相继成立了3个军团和十几个较具规模的军，共约10余万人。此后，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8月建立红一方面军，翌年11月建立了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又建立了红二方面军。在红军发展的高峰时期（1933年），曾达约30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后14万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后8万余人，其他各路红军近10万人(此时红二方面军尚未建立)。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长征、西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在长征之后，到达陕北的部队只剩下3万余人。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尚有8000人。
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已发展至7.44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2.4万人，红二方面军1.15万人，红四方面军1.48万人，原陕北红军1.4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万人。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2日)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兵力45000余人。其中：一一五师15000人；一二〇师14000人；一二九师13000人；八路军总部3000人。同年10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辖4个支队，共10300余人。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为11个军，分为3路军，兵力约45000人。至此，总兵力约10万人。
抗战头两年，我军有了较大发展。1939年6月，八路军总兵力达多27万余人，其中，一一五师40290人，一二〇师47790人，一二九师56037人，晋察冀军区97441人，陕甘宁留守兵团15689人，山东纵队2万余人。
1941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是八路军最艰苦困难时期。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受到重大损失，部队由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部队在1942年间陆续退入伯力附近的中苏边境，编为“国际红军特别独立八十八旅”，共5个营，仅存1700余人。与此相反，新四军在华中杭日游击战争中却保持了发展势头，部队由10万人发展至18万人。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经过八年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达到130万。八路军由最初的4.5万人发展到96万人，扩大了21倍。其中，一一五师(山东军区)23万人，一二〇师(晋绥军区)8.5万人，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近30万人，晋察冀军区32万人，陕甘宁留守兵团3.2万人。新四军由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至31万余人，扩大了30倍。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共2万余人。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3日～1950年6月30日)
1950年6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犯，从1945年底开始，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军各战略区的部队都进行了整编。至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时，人民解放军共组成28个野战纵队(师)，118个旅，61.2万人，另有地方部队66. 5万人，全军共127.8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为430万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3.4:1。
当战争进入第2个年度时，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总人数已由200万下降到15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00万人，同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已由1:3.4缩小为1:1.9。
转入战略进攻后，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已发展到10个兵团、50个纵队、156个旅(师)，133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全军总兵力已达249万人。此时国民党军有365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1:1.47。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余万，而国民党军人数下降为290余万，人民解放军在人数上首次超过敌军。
三大战役后，1949年2月，全军整编为4个野战军、5个大军区，共辖16个兵团。野战军21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全军共350多万人。国民党军大量精锐被歼，只剩下204万人，其中正规军115万人。人民解放军兵力已占绝对优势。
1949年底，全军已发展为530万余人。其中，第一野战军43万余人，第二野战军120万人，第三野战军120万余人，第四野战军150多万人，各军区部队100万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全军总员额达到了540万。
十一次裁军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根据形势任务变化，围绕强军兴军目标，人民军队共经历了11次大范围的编制调整，人民军队逐步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化型转，我军总兵力虽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却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第一次，1950年裁军
1950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基本结束，除台湾外，我国全境解放，全国迅速进入战后重建、发展生产的阶段，需要大量人力加强地方经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春开始，解放军进行了首次大裁军。
军委决定将军队总规模由550万压缩到400万，并优化陆、海、空军结构，缩减陆军（步兵），加强空、海军及兵种部队。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实行四级军区体制，即一级（大军区）、二级（兵团级）、三级（军级）军区和军分区；陆军部队数量精简17.1%，兵种机关及部队实现较大发展，达到61万人。
1950年夏天开始，部分部队撤编，数十万官兵转业地方，开始投身于工农业建设中。
1950年国庆阅兵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裁军计划被中止。为抗美援朝，已经复员转业的官兵再次被召回，且部分部队再次扩编，至1951年底，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611万，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兵力高峰。
第二次，1952年裁军
1952年1月，在朝鲜战场已经出现有利局面的情况下，根据毛主席批准的《军事整编计划》，我军精简整编工作继续展开。
至1952年底，在1951年底军队员额基础上，国防部队精简28.3%，公安部队精简31.6%，全军共缩减3个兵团、19个军、73个师。步兵、总部及各机关人员大幅压缩，海、空军及特种兵和院校得以加强，军兵种部队扩大到84万人，全军总人数降为约400万人。此次裁军节省了军费开支，并将节省的军费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有力支援了50年代初开始的156个重要项目。
1952年国庆阅兵
第三次，1953年裁军
1953年8月，随着朝鲜战争结束，解放军进行第三次大裁军。
军委总部、军兵种和军区体制进行较大的调整，总部领导机构调整八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军械部；全军分为陆、海、空、防空、公安军五军种；军区由四级体制改为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三级体制。
1955年，将建国初期设置的6大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撤销，根据战略方向重新组建12大军区。1956年，针对台湾方向，又专门设立了福州军区，形成了13个军区的格局，分别是：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福州军区。
1953年国庆阅兵
至1955年底，与1952年相比，全军总兵力共精简23.3%，其中陆军部队精简29%，总员额减到350万人。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由1953年的34.2%下降到24.1%。
第四次，1957年裁军
1957年1月，根据党的“八大”会议减少军费的精神,解放军进行第四次大裁军。
军委总部领导机构恢复为三总部，军兵种调整为陆、海、空三军种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六兵种体制。继续大幅精简步兵部队和各级机关，分别精简71.2%和27.2%。共有1个军部、46个师、30余所院校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在减少陆军的同时，继续加强海、空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力量，调整后占到全军总人数的32%。到1958年底，全军总员额在1956年的基础上再精简36%，总人数降为237万。
1957年国庆阅兵
经过本次编制调整，全军总人数与新中国建立时相比，精简了61%，是截至到上世纪末解放军军队规模最少的一次。
第五次，1975年裁军
进入上世纪60年代，我国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战争规模扩大，同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在这样的背景下，“三线建设”陆续开始，解放军总兵力开始持续增加。在军队数量扩张的同时出现了编制混乱，机构臃肿，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等问题。到70年代中期，全军总员额达到630万高峰。
1978年北京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9月，中央军委批转了“调整编制体制方案”，第五次大裁军开始。
此次调整对陆军部队和军区机关进行了整编；步兵师整编为满员师和简编师；部分空军军部、高射炮兵师、地方独立师和步兵师撤销；铁道兵和工程建筑部队不计入军队定额；航空兵、舰艇、导弹、电子对抗等部队员额适当增加。到1978年底，全军总员额为512万，比1975年减少19％。
第六次，1980年裁军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解放军员额再次上升，至1979年底再次突破600万。1980年3月，军委决定再次进行军队精简整编， 8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的“精简整编的方案”，第六次裁军开始。
此次调整加大陆军军、师特种兵比例，增强防空、反坦克火力和突击力，提高机动能力；将部分野战师由满员师改为简编师；精简沿海守备部队；撤销省军区独立师；将部分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
到1981年，整编任务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1980年的602万减少到530万。
防空导弹和高射炮阵地
第七次，1982年裁军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与经济改革相适应，军队改革任务继续推进。1982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着重研究军队体制改革问题。1982年9月开始新一轮编制调整。
此高调整，将军委直属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也由军级降为师级，军区机关人员减少1／4；将坦克师和大部分炮兵师划归陆军军建制，提高了陆军编成合成水平（1983年12月，在华北某军开始组建装备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的机械化步兵师，这是我军从摩托化向机械化转变的开端）；撤销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番号，共51万人的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和相应国家各部委或所在地方，部分部队成建制转到武警部队；沿海守备部队压缩机构，实行简编；撤销省军区的地方部队；部分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此次改革还建立健全了文职人员和志愿兵制度，适合使用职工的不再用军人，能用战士担任的职务不再用干部，尽量减少干部数量。整编后，全军干部与战士总比例由1：2.7调整到1：3左右。
1983年7月1日，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三万官兵集体脱下戎装，组建成北京城建集团。
到1984年，完成了整编任务。全军总员额从530万减到430万。
第八次，1985裁军
上世纪80年中后期，我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开始战略性转变。1984年建国35周年阅兵后,中央军委宣布裁军100万。
这次大裁军有以下特点：一是总部和各大军区机关定额精简了近一半，海、空、二炮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也作了较大的精简。二是撤销武汉、昆明、福州、乌鲁木齐（原新疆）四大军区，将11个大军区合并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7个大军区，扩大了各大军区的战略纵深，并改善了武装力量的梯次配置。三是成立集团军，将独立的装甲兵、炮兵、工兵等兵种部队编入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种，增编了电子对抗部队、伪装部队等专业兵种，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增强。合成集团军的编组，是我军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百万大裁军后，解放军陆军的专业兵种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炮兵成为陆军中的第一兵种，装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陆军防空导弹部队等一大批新的兵种纷纷诞生，骑兵、司号兵等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兵种和专业被取消。
到1987年，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减少到323.5万。
第九次，1997年裁军
1990年“海湾战争”，推动了世界各国新一轮的军事变革。为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1997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人民解放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发展。
这次编制调整，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集团军军部和师、团，解散了大部分守备部队，部分集团军的建制师划归武警部队；撤并调整了一些海、空军和第二炮兵的落后装备部队；成立总装备部，实现了全军主要武器装备的集中统管；调整后勤保障体制，军区后勤部改为联勤部，在战区一级正式启动联勤保障体制。
经过3年的落实，全军共裁减编制员额50万。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裁军后，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250万以内。
三军联勤演习
第十次，2005年裁军
进入21世纪，战争形态开始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国际军事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军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实现军队建设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军队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阶段。
2003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2005年前再裁减员额20万。
2009年国庆阅兵
这次裁军的特点：一是重点压缩陆军规模。撤销部分作战部队集团军及师、团，共减少员额13万余人。二是精简机关、直属单位和院校。团以上机关部门共减少3000余个，团以上机关直属单位减少400余个，院校共减少15所，训练机构减少31个。三是优化军兵种内部编成。陆军增加实行军—旅—营体制集团军的数量，组建了一批高新技术装备部队。四是调整官兵比例。全军共精简干部17万人；减少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岗位150余个；近7万干部岗位改由士官担任；2万余个文职干部岗位改为非现役的文职人员岗位。
2005年底，完成裁军20万任务，军队规模保持在230万人。
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
第十一次，2015年裁军
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我国宣布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这次军改是新世纪以来解放军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的改革。军委总部体制调整为军委多部门制，由原来的4总部改为15个职能部门；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将七大军区调整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作战部队减少层次结构，信息化程度高的、独立作战能力强的“旅—营”体制成为作战基本模块，指挥系统更加高效。
2017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重新设定番号。
2019年阅兵
经过这次改革，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将保持在200万人左右，这是建国以来军队员额最低点。
火箭军正式成为军种
我国已经逐步摆脱传统的“大陆军”模式，随着海、空、火箭军力量的持续增强，战略支持部队、联勤保障分队的持续优化，加之我军新式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列装，人民军队形态已经和正在发生整体性改变。
人民军队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在谈到军队工作与经济建设关系时，邓小平指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改革开放40年，我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不仅自身改革和全面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绩和进步，而且积极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为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我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7年8月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人民军队取得的伟大历史功勋时指出，人民军队“积极投身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为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这既是党的领袖、军队最高统帅对人民军队4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肯定和褒奖，也是对人民军队为国家改革开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的深刻总结。
人民军队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新时代建设过程中屡建奇功。
一、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和大局稳定
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和改革开放方向的基石。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把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当成首要任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军无论是在平息政治动乱、打击“三股势力”，还是在抢险救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参与改革开放的主力、维护改革开放的中坚。
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国家根本制度。我国成功实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同各种敌对势力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北京出现西单“民主墙”到80年代中期一些自由化分子竭力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和活动一直没有停息。1989年的政治风波更是被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危及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场重大事件。全军将士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有效制止了这场危机，保护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新世纪之交，人民军队坚决反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 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牢记我军军魂、使命、宗旨，积极支持、参与打击邪教组织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党的十八大后，人民军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狠抓作风建设，重拳打击腐败，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保持了军队的纯洁性和强大战斗力，有效维护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军队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的柱石。40年来，人民军队聚力主责主业，牢记使命嘱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在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改革开放提供安全保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维护祖国统一，持续推进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的80年代三大历史任务就包含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由于国际形势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化，“台独”势力逐渐坐大，“台独”分子不断在岛内兴风作浪，挑战我战略底线。我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决策，多次举行意在震慑“台独”势力的军事演习和威慑行动。1995年6月，台湾所谓“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从7月开始至次年3月，我军连续在东海海域实施规模空前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和实弹发射训练。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从8月下旬开始，我军又连续两个月举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演习。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提出“决战境外”的作战原则，在两岸关系上制造紧张气氛。2001年，台湾与美国签订了大宗军购合同，夏季至秋季，我军又在东山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力量，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也使台湾同胞进一步认识到“台独”的严重危害，“台独”分子活动有所收敛，国际社会更加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近年来，随着民进党再次掌权，“台独”势力蠢蠢欲动，我军相继实施了海上大规模联合演习、航母绕台、军机绕台等行动，震慑“台独”分子，保持两岸局势基本稳定。
维护边境安全，坚决打赢自卫还击作战。我国与周边多国山水相连，我国人民与周边国家人民保持着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一些国家谋求地区霸权主义，不断在我国边境制造纠纷和流血事件，蚕食我国陆地和海洋国土，迫使我军不得不进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和维护我国主权、领土、领海等方面安全的边境斗争，给地区霸权主义和一些国家的扩张野心以沉重打击，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宣示国家主权，常态开展南海、东海维权斗争。习主席指出，“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上权益区，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海上威胁主要是由于海洋划界和岛屿归属与周边国家发生的矛盾纠纷。我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下，积极开展海上维权维稳斗争。我海军部队痛击进犯我岛礁的外国军舰，巩固了我岛礁的安全；与海监、渔政等部门密切配合，实现对一些海岛的有效控制；我军还在一些岛礁建设、石油钻井平台维权等行动中发挥了坚强的后盾作用；2013年以来，我军在东海等方向划设防空识别区，常态化开展管控活动，有效塑造了我海上方向维权的有利态势。
保证边境稳定，积极开展陆上边境地区维权斗争。我国有14个陆上邻国，陆上边界线长2.2万多公里，与某些国家存在领土争议，周边其他国家局势不稳也对我边境安全造成了影响。40年中，我军多次开展边境地区维权斗争。在制止有关国家士兵越境、蚕食我领土等行动中，我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维护了我国领土主权安全。针对有的国家国内武装冲突，流弹、炮弹不断落入我境内，甚至飞机也坠毁在我境内，造成我边民伤亡的情况，我军迅速组织陆、空军地空导弹、高炮、航空兵部队等兵力进驻边境一线，空军组织多批次战机升空，持续加强边境管控力度，严防冲突危及我边民，稳控了边境局势。在我国与其他一些国家交界一线，我边防部队与公安、民兵、边民建立一体化的边境管控机制，严防外国人员非法越境和“三股势力”蔓延，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安宁。
彰显大国尊严，相继驻军香港、澳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收回香港、澳门主权，这是两次重要的历史性事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既可一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力增强的认可。驻军香港、澳门则是国家主权的最鲜明、最首要的体现。正如邓小平所说：“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香港防务交接谈判历时10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广州军区、海军、空军有关部门和军委法制局约40人，先后与港英政府进行了23次防务与治安专家会议和多次非正式会晤，与英方达成了关于香港军事用地安排及核查接收、四项军事工程重建、军事资源使用、先遣人员进驻、防务交接等协议，圆满完成了任务。我军部队进入后，成为维护香港、澳门社会稳定的坚强柱石，即使后来出现了金融危机、非法“占中”等事件，仍然没有改变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同时，驻军香港、澳门还构建了特殊环境下的新型和谐军政、军民关系，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拉近了大陆与香港、澳门的心理距离，成为展示党、国家、军队风采的重要途径。
关注新型安全，维护太空、网络空间利益。改革开放40年也是向世界新军事革命高歌猛进的40年。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指出，“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新要求，高度关注应对新型安全领域挑战，努力掌握军事竞争战略主动权”。2015年我军成立战略支援部队，相关力量得到整合，可以更好地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太空是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军空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进入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大幅增强，载人航天、北斗导航、高分辨率观测、空间中继通信等工程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支柱和国家安全的新领域。我军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支援国家网络空间斗争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遏控了网络空间重大危机，保障了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参与反恐维稳，保证社会大局稳定。冷战结束之后，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逐步在世界各地蔓延。在我国西部，三股恶势力相互借重，不断制造恶性事件，暴恐分子甚至还窜入内地制造恐怖活动，给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危害。人民军队依照法律法规参加维护社会秩序行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陆军主要承担防范恐怖活动、核化生爆检测、医疗救援等任务，海军主要承担排除水域安全隐患、防范来自海上恐怖袭击等任务，空军主要承担保卫重大活动举办地和周边地区空中安全等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驻新疆、西藏等地部队多次参加协助公安、武警部队打击暴恐分子、维护社会稳定行动，全军部队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仅2008年至2012年，我军就先后参加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安保行动，共出动兵力14.5万人，动用飞机和直升机365架、舰船148艘、雷达554部。
投身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自然灾害给人们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危害，也会对改革开放成果带来巨大冲击。人民军队始终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承担最紧急、最艰难、最危险的救援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共参加抢险救灾10万余次，出动官兵2000多万人次，飞机、舰艇2万余架（艘）次，抢救遇险群众2000多万人。特别是在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的抗洪战斗中，全军出动30多万名官兵，抢修加固堤坝１万多公里，堵决口和排除险情1.4万余处，抢救转移遇险群众300多万人。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军队、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共出动兵力22．1万人，动用各型飞机和直升机4700余架次，车辆53.3万台次，救出生还者3338人，转移受困群众140万人。除此之外，军队还在1988年大兴安岭灭火、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等行动中投入大量兵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支援经济建设，直接为经济发展作贡献。改革开放之初，在谈到军队工作与经济建设关系时，邓小平指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邓小平讲的“各方面”可以理解为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从人力方面来说，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共投入5.5亿以上劳动日参加地方重点工程建设、农业和扶贫开发。其中，仅在西部大开发工程一项就投入150万人次。改革开放前25年，就有150多万名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54万多人被评为各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33万多人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绝大多数退役士兵接受了军地两用人才培训，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从物力方面来说，截至上世纪末，军队共向地方开放101个机场、29个军用港口码头、300条铁路专线、90余条通信线路、1000多个仓库、300多万平方米军事用地及部分营房设施。从财力方面来说，我军40年来多次进行精简整编，极大减轻了军费负担。另一方面，我军军费开支保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为1%?2%之间，占财政支出比例小于10%，在世界上也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在1979年到1994年的16年中，剔除物价上涨因素，我军军费平均年增长率为-1.08%，实际上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就有效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去。
三、坚决维护国家海外利益，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密切，海外成为国家利益拓展的新方向、新领域。同任何成长中的大国一样，中国利益在不断地向海外延伸，有3万余家企业遍布世界各地，有几百万中国人长期工作生活在全球各个角落，中国海外资产的积累也已达到了数万亿美元，中国外交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如何维护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维护国家海外人员财产和驻外机构安全，维护重要战略通道的畅通已经成为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使命。
亚丁湾护航，我军力量运用方式有了新拓展。今年12月26日，是海军亚丁湾护航十周年纪念日。截至2018年9月，我海军共派出30次护航编队90艘次舰艇、2.4万余人，完成6000余艘中外船舶的护航任务。海军护航编队在联合护航、信息共享、协调联络等方面与多国海军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与俄罗斯开展联合护航行动，与韩国、巴基斯坦、美国海军舰艇开展反海盗等联合演习演练，与欧盟协调为世界粮食计划署船舶进行护航，与欧盟、北约、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护航舰艇举行指挥官登舰互访活动，与荷兰开展互派军官驻舰考察活动；积极参与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会议以及“信息共享与防止冲突”护航国际会议等国际机制。
从利比亚、也门撤回我国公民，我军战略投送能力有了新提升。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急剧动荡，中国政府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离海外公民行动，共撤出3.58万多人。人民解放军派出舰艇、飞机协助在利比亚人员回国。海军执行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的徐州舰赴利比亚附近海域，为撤离中国受困人员的船舶提供支援和保护。空军紧急出动大型运输机4架，飞行40架次，协助1655名受困人员从利比亚转移至苏丹，接运287人从苏丹回国。2015年，也门内战爆发，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奉命从也门撤侨，撤出中国公民613人，同时还协助15个国家279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从利比亚、也门撤回我国公民充分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和人民军队过硬的军政素质，不但是对空、海军跨洲际远程投送能力的检验，也是对各级组织指挥、军地协调、海空协同、情报保障能力的集中测试。
马航失联飞机搜救，我军多样化能力有了新体现。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后，我军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全力开展搜救行动。空军于3月11日派出2架飞机在疑似失联海域搜寻，飞行4.1万多公里，空中搜寻面积7.3万平方公里，又于3月21日派出3架飞机前往马来西亚某空军基地执行马航失联客机搜救新任务。根据马来西亚公布的搜救线索，我空军对事发时中国西南西北4省区值班雷达信息进行了排查，对相关数据资料进行了详尽分析。我空军还成立专项指挥组，具体负责赴马搜救的科学实施和现场组织指挥。在南沙海域执行任务的海军绵阳舰事发当日紧急调整航线，高速驶往疑似失联海域。随后在3小时内调派大型登陆舰，快速装载救生器材、水下探测设备、油水食品等物资，搭载专业救援力量前出搜救，海军3批6艘舰艇连续航行4703海里，海上搜索海域4.6万平方公里。此外，还动用多颗卫星进行搜寻，覆盖面积数百万平方公里。此次对马航失联飞机的搜救行动展示了我军不断提升的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表明我军运用海空力量进行远海搜救的能力上升到了新高度。
吉布提保障基地建成，我军维护海外利益开始有了新依托。2017年8月1日，我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基地主要为我在非洲和西亚方向参与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保障，也有利于我更好地执行联演联训、撤侨护侨、应急救援、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开展国际合作等海外任务。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日益拓展，在远海远域为我执行任务的部队提供保障成为巨大的现实问题，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的成立，使我军有了第一个在海外专有的保障基地，可以为我军遂行海外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军队合作关系的深化发展。
四、坚决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为改革开放打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世界发生历史性巨变的40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亚太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在国际力量体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聚了广泛共识，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人民军队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中不断发挥更大作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我军作为大国军队，积极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联合国呼吁各国参与的亚丁湾国际护航行动。我国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以来，到2018年5月为止，先后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7万余人次，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我国还组建了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13名官兵牺牲在维和一线。二是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从2002年到2013年11年时间内，我军执行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任务36次，向27个受灾国运送总价值超过12.5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2015年5月，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我军实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出动8支救援队伍共1088人，动用8架运输机、3架直升机和190台工程机械。三是我军积极参加国际和地区的安全合作，推动建立突发情况通报、军事危险预防、危机冲突管控等机制。
全方位构建国际军事合作关系。构建良好的国际军事合作关系，是建立军事互信、推动与外军关系走向更高水平的必然之路。我军秉承和平、合作、开放的理念，积极与外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军事合作关系。一是中俄两军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构建高水平的交流合作机制，实施定期元首会晤、总理会晤、防长会晤等机制，从2005年开始，连续进行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从2013年开始共同举办“航空飞镖”等国际军事竞赛活动，推动两军关系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二是努力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加强防务领域对话、交流与合作，完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三是按照“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军事关系。四是提升与欧洲国家军事关系水平，发展与非洲、拉美、南太平洋国家的传统友好军事关系。五是深化多边国际防务合作，推动建立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推动发展务实性军事合作项目。我军与外军在防务政策、军兵种建设、院校教育、后勤建设等领域广泛开展对话交流，增进了解互信，相互学习借鉴。一是加强与有关国家军队在人员培训、军事物资援助、装备技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相互支持，提高各自防卫作战的能力。二是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军兵种的双边多边联演联训，推动演训课目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提高联合行动能力。三是积极参与国际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坚持合作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改革开放40年，人民军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不仅自身改革和全面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绩和进步，而且积极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为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我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军现代化建设都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我军一定能够进一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伟大旗帜，不断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作出更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引领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续写新的时代篇章，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我军政治生态根本好转，新风正气不断上扬；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积极主动开辟军事斗争新格局；大刀阔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我军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创新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正是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
96年来，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立下不朽功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出色完成各项使命任务，展示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风貌。
初心如炬，征途如虹。人民军队不但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从维和到护航，从医疗援助到抢险救灾，中国军人不断向世界展示出立己达人、命运与共的朴素情怀和过硬担当，树起了形象、赢得了尊重。
红旗漫卷，铁流浩荡。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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