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友谊 肇始湘潭
我认识耀邦同志是从1962年他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开始的。那时华国锋同志是湘潭地委书记，我是地委副书记兼韶山区委书记、韶山公社书记。那时候我正忙于韶山区的社教，他正忙于抓面上的社教。我们推广的是“桃园经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基层干部摆在工作组的对立面，经常出现“顶牛”现象，几个月才搞完一个公社。搞完以后，干部卸担子，我们也感到很困惑。而耀邦同志搞面上的社教，却是大手笔的搞法，工作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干部大会，培养典型现身说法，号召大家洗手洗澡，主动放包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四到五天就可以搞完一个公社，而且“四清”成果不比点上少，搞完以后，干部轻松愉快，积极性高，又没有“后遗症”。我从耀邦同志的“实事求是，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的做法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于是我们就悄悄地学习推广他的经验，在以后的几期社教中，工作顺手了，原来的“顶牛”现象也消除了。
耀邦同志对亲朋好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非常严格。他的老家浏阳当时属于湘潭地委管辖。1963年春节，阔别家乡已经32年的耀邦回到浏阳，2月6日从文家市来到故乡苍坊村。他先到大队书记家，休息片刻，即让身边通信员将40元钱和2斤荔枝送给哥哥胡耀福。同时，让生产队长通知社员前来举行座谈会。谁知与会者中有人表示了对胡耀福的不满，说他将入社时已归入集体的一只粪桶、一把耙子又拿回自己家了。耀邦同志很生气，吩咐说，不要给哥哥40元钱了，并要随行的浏阳县公安局教导员吴玉翘去胡耀福家，将胡耀福批评一顿，还将拿回家的这些东西作价13.8元赔给生产队。这笔钱，从耀邦同志刚刚拿给哥哥的40元中出。当天晚上，耀邦同志回到自己的老家，在自己幼年时住过的屋子里过夜。他看望了哥哥胡耀福，最后给了他10元钱。此番兄弟见面，并没有很多话语。
第二天临走，耀邦同志对随行人员感叹：我老兄这个人呀，参加党组织比较早。他没有去井冈山，留在家中。土地改革，他被划为富农，被抓起来，判过管制，他很少来北京。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963年胡耀邦回家乡与干部群众合影
历史关头 力挽狂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耀邦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离开湘潭以后，就到西北局担任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他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精心组织起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雄文。文章先由胡福明起草初稿，由孙长江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先后十易其稿，最后由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并决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这篇7000多字的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同时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陆续转载此文。由于这篇评论员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与此同时，文章也遇到了“凡是派”的顽强抵制，说什么“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挑拨关系的”。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以伟大的政治家的敏锐和气魄，毅然决然地顶着风险，多次站出来讲话，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特别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大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耀邦同志也顶着巨大压力，奋起反击，又组织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得到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有力支持。他说：“现在不是在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泽东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这篇文章几经修改后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第二天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接着，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刊登在9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在全国展开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各大军区都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实际上是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好像遵义会议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从这里起航。耀邦同志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是立了大功的。
湖南调研 风尘仆仆
1979年冬，耀邦同志到郴州、零陵考察，当时我调任郴州地委书记刚三个月，我再一次见到了耀邦同志，感到格外亲切。但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是忙得很，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一下直升飞机，就要我汇报，边汇报边讨论，中午也不休息，汇报了一整天，好像言犹未尽。汇报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他的提问或插话，他关心的面很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历史、民俗等，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从这里，我预感到他肩上的担子将会更重。当我汇报到郴州煤矿多，但省地煤矿亏的多，而县社煤矿盈的多，他马上问是什么原因，我说：“可能与用工制度有关系，省地矿用人多，又多是固定工，在矿下时间长了，矽肺病多，休工疗养的也就多了;而县社煤矿用人少，又是轮换工，农忙务农，农闲挖煤，轮流下井，矽肺病少，休工疗养的也就少了。”他又插话：“省地矿能不能学县社煤矿的办法，都用轮换工?”我说：“当然可以，但要在用工制度上进行改革。”“改革的阻力在哪里?”我说：“阻力主要还在自己，首先是观念的转变，从国家固定工转到农民工，这个阻力就不小呀!再就是体制的改变，这就牵涉到煤炭主管部门和煤矿本身，改革以后煤矿归谁管，干部算哪一级，这都是问题。”耀邦同志听了以后，不断点头。他明确地表示：“煤矿用工制度一定要改为轮换工或合同工。从减少矽肺病这一点出发也要下决心改。”当我汇报到小城镇建设时，他问我：“‘文革’前那些老招牌还有没有?”我告诉他都砸掉了，他说，都要恢复过来，不然市场怎么繁荣?不光是恢复招牌问题，还要落实工商统战政策，发展城镇工商业。他接着又说：“我小时候，晚上都跟大人一起搓爆竹筒子，城镇里的手工业生产都要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我汇报到发展小水电要谁建谁管时，他表示赞同，并扑在地图上寻找舂陵江，他回忆说：“长征时，我是红小鬼，行军到舂陵江时却‘打起摆子’(疟疾)来了，又要行军又要治病，困难得很呀!就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挺过来了。”
吃饭时，马洪、毛致用同志和我陪他，在席上他突然问我：“‘三绝碑’你背得吗?”我说背不全，接着他又依次问毛致用、马洪同志背不背得，他们都说背不全。这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背起来了，而且一字不差。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都很佩服他的博学多才。饭后，我劝他休息一下，他说：“我哪有时间休息啊!”他要我陪他散步，说散步就是休息，他一天要散一万步。他还说计划在这几年内，把全国的地市都跑遍，摸摸下面的情况，增加点感性认识。实事求是，首先就要了解实事，然后才能求是。第三天一早，他就风尘仆仆地飞到零陵地区去了。过了不多久，耀邦同志就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当然感到无比高兴和拥护。以后我也先后调到长沙市和湖南省委工作，接触耀邦同志的机会就更多了。特别是我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二大，聆听了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耀邦同志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从此，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88年胡耀邦和家乡亲人、干部群众合影
家乡休养 谈笑风生
1988年冬，耀邦同志回到湖南休假。这一次他不像到郴州那样匆忙，而我们仍然按原规格接待他，原来住哪里，这次仍住那里，原来由谁接待，这次仍由谁接待。我和邦柱等同志又经常去看望他，使他感到很温暖，他一住就是两个月。有一次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和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来湖南，他知道了，要我通个信，他要亲自到他们的住所去看望他们。我如实报告了，但尚昆、任穷同志不等他去，就首先来看望耀邦同志了。事后，耀邦同志埋怨我没有按他的意思办，感到有些不礼貌。又有一次胡启立同志来看望他，他们谈了很久，谈到农业问题时，他说，“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这条方针来之不易，检验至今仍然是对的，你在中央常委里要讲一讲，要继续坚持这条方针。他在湖南休养期间，虽然心情是舒畅了，但毕竟年事已高，操劳过度，有一天晚上突然心脏病发作，弄得宾馆的同志不知所措，那时已经是深夜3点了，我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六号楼，要耀邦同志静卧不动，马上调医生和医疗器械到六号楼，把宾馆变成医院，就地治疗，很快就稳住了。医生们都称赞这个决定作得对，如果搬动，说不定还有危险。经过一段疗养，耀邦同志很快就康复了。11月20日是耀邦同志73岁大寿，我们省委几位领导同志都来祝贺他的生日。他在席间谈笑风生，跟我们说：“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我这次在你们这里过了一个坎坎(意即过了73岁)呀!”我接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今后你还可以大展宏图啊!”想不到言犹在耳，耀邦同志离开湖南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噩耗传来，大家都感到震惊，都悲恸极了!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我听到耀邦同志去世的噩耗时，悲恸万分，立刻赶到北京耀邦同志家里。首先向耀邦同志的遗像默哀致敬，然后向李昭同志表示慰问。李昭同志把中央的安排告诉了我，说耀邦同志的骨灰准备安放在江西共青城。我立即提出能否分一部分骨灰安葬在耀邦同志的家乡浏阳。李昭同志对我的恳求虽然表示理解，但仍然很明确地回答我：“这是中央的决定，不好改变。”1994年，我带着老伴去共青城为敬爱的耀邦同志扫墓，了却了心中的夙愿。
全党楷模 风范永存
1984年10月29日，耀邦同志在瞻仰周恩来故居时亲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全党楷模”。这何尝不是老百姓对耀邦同志的高度赞誉啊!
作为耀邦同志家乡的省委书记，我还真没有为他办过一件私事。他总是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听德平(耀邦长子胡德平)说，耀邦同志常用改写的那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属。他担任总书记不久，便召开了家庭会议，严禁家属子女利用他的地位和招牌在外面办事。他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啊!耀邦同志从不要我们这些“地方官”为他办私事，而对于公事他却对我们要求很严。有两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一件事是他批给我处理的，那就是长沙烟厂的问题。有人反映长沙烟厂生产的香烟霉烂变质，并在《人民日报》曝了光，他把信批给了我，我们立即派人整顿长沙烟厂，从抓班子人手，抓教育，抓管理，抓企改，抓质量。现在长沙烟厂已经大变样了，无论质量和效益都列全国前茅，产品畅销全国。另一件事是我请他审批的，那就是五强溪水电站和武陵源建设的问题。我知道耀邦同志是很关心家乡建设的，但碍于是家乡的项目，感到不好说话，于是我就恳请他转给宋平同志，宋平同志很快就批了。现在五强溪早就建成投产了，为常德市乃至整个洞庭湖削湖减灾作出了特殊贡献。武陵源也已建成为第一流的旅游胜地，早就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了。活在人心便永生。耀邦同志是个真正活在人民心中的大写的人。
熊清泉：
湖南双峰县人，生于1926年。1948年11月在国立师院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1949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先后在衡山县、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委组织部工作，曾任衡山县委办公室秘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省委农村部副处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1965年至1981年，先后在韶山、湘潭、零陵、郴州等地工作，曾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韶山公社书记、韶山区委书记，零陵地委副书记，郴州地委书记。1982年后历任湖南省委常委兼长沙市委第二书记、长沙市代市长，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现任湖南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湖南清泉书画研究院理事长、曾国藩研究会会长、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顾问、湖南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湖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湖南名人书画馆顾问。2004年3月在湖南美术馆举办“熊清泉中国画汇报展”。还先后在岳阳、衡阳、株洲、郴州、常德、张家界、湘潭、长沙等市举办过巡回展，又在昆明、北京、香港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成功地举办了个人书画展。
疫情未结束，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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