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他给人的感觉却是老练成熟，特别是在处理本职业务的时候。但他又说其实自己性格很内向，一大帮人聚会热闹之时，他可以呆坐着一天不说话，被视作“隐形人”。 有人戏称他的人生像“开了外挂”——毕业五年时间，悄默声地就“混”成了公益圈里的“法律小王子”，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受人欢迎。 他叫何国科，目前担任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他的带领下，致诚2016年一年就免费为北京市的社会组织提供了500多次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50多份，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件，开展法律培训20多场。 老天注定，与公益结缘 在大学读书时，何国科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后担任过全班、全年级的学习委员。大学二年级时，他发起组织了校内司法考试公益培训班，把备考的同学集中到一起，提前进行司法考试的演练与学习。每次12个人的培训班，参加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可以达到50%，相对于平均8%的全国通过率而言，这样的成绩算是很不错了。 2011年9月，大学还没毕业，何国科就跟随北京大学博士后、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陈少文发起了“日知社”公益社团，通过网络平台与网友进行读书、职业、情感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分享。在陈少文的指点帮助下，他担任了当时“日知社”北京分社的负责人，组织线上线下的工作。 有一次，“日知社”要做一期 “公益”主题的网络交流，有人建议何国科去找一个叫佟丽华的人，因为他是目前中国公益律师行业里的“大咖”。 何国科找到佟丽华，说明了来意。佟丽华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就这样，何国科和佟丽华的接触越来越多。有一天佟丽华突然问何国科，有没有想过加入“致诚”，一起做公益。何国科说自己要想想。 佟丽华给了何国科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一个星期之后，何国科正式入职“致诚”。 佟丽华让他考虑的那个星期，何国科去了河北的柏林禅寺，在寺院里面住了一个星期。“就是想静静心，沉淀自己。回来以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进入“致诚”之前，何国科还曾在北京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但他觉得自己在那儿发展并不是特别合适，总是有些心浮气躁。 直到认识了佟丽华主任，进了“致诚”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才算安定下来。 上访老夫妇点醒“公益心” 当《公益时报》记者问何国科“商业律师”与“公益律师”有什么不同时，他回答：“公益律师的收入相对会低一些。但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人的职业追求不同。” 何国科经常会给朋友讲一段亲身经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认识公益的价值。 2013年春天，何国科进入“致诚”工作不久，有一天他在大厅值班，遇到了一对从东北赶到北京的老夫妇。 这对老夫妇唯一的儿子，20多年前因“流氓罪”被判刑，不久即被宣布死亡。在残酷的事实面前，老人几近崩溃。在他们眼里，孝顺懂事的儿子，怎么会变成作奸犯科的“坏人”?于是，在儿子离世后的20多年间里，这对老夫妇四处上访申诉，决意为儿子讨回公道。 但因为这个案子距今已超过案件追诉期，且当年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线索皆已严重缺失，从法律途径找回事实真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从老人坐在何国科面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声泪俱下地讲述儿子的事，从小讲到大，从生讲到死，从早晨讲到下午。何国科不好意思打断，也无法抚平老人的痛苦与悲伤，只能默默地做个听众。听完了整个故事，何国科尽量用专业的法律解释，帮老人分析这件事，并给予相关的法律建议——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为老人做些什么。 整整大半天的时间，老人讲完了，哭够了，听明白了，擦擦眼泪，起身要走。 得知两位老人从早晨饿着肚子到现在还一直没吃饭，何国科带着老人去附近的餐馆简单吃了点东西。饭后，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握着何国科的手连声道谢。 她说：“小伙子，今天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真抱歉。二十多年了，没有人愿意耐着性子安安静静听我讲儿子的事，今天你不一样，你是真心愿意听我唠叨，真的谢谢你。” 何国科既心酸又震撼。心酸的是老两口二十多年的岁月全部投入到了已经离世的儿子身上，今时今日两鬓已经斑白，依然失望而归;震撼的是，自己“用心倾听”这样很平常的举动，却让老人家多年的痛苦和愤懑有了一个舒缓和发泄的通道，重新燃起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何国科说：“如果是按照商业律所的规则接待这对老夫妇的咨询，那都是要按照时间收费的，从早晨谈到下午，那钞票挣得可是哗哗的，收益会很可观。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公益律师来说，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帮助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这就是我们工作和付出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 国内公益组织在法律层面需警醒和自律 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社会组织总数为699878个，比2015年底净增长42653个，增长率为6.49%。迅猛增长的数字背后，意味着这些公益机构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法律支持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且类型千差万别。如果没有法律层面的保障，公益机构的正常工作将难以开展。 何国科向《公益时报》记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几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北京某家基金会，因为在志愿者管理方面的不规范，造成志愿者在活动中因意外身亡。本来是公益活动做好事，突然遭遇这样的事故，该基金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顿时慌了神，完全不知所措。 根据当时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这家基金会势必要对因意外去世的志愿者给予高额赔偿，但这笔巨额资金对这家成立还没多久、工作刚刚起步的草根基金会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情急之下，他们找“致诚”求助。何国科和他的同事受委托给予法律帮助。 经过何国科多次的努力接洽，这起志愿者意外去世的事故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在保证各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最终有了较为妥善完满的结果。 案例二：某企业承诺向某基金会捐赠60万元，捐出40万元之后，该企业改变了主意，不想再兑现未捐赠的20万元。 何国科和他的同事们在梳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拟定了正式的法律文书和律师公函，传给了该企业在英国的总部和上海的管理机构。在多方关注和监督下，该企业迫于压力，终于将剩下的20万元如数捐给了这家基金会，履行了捐赠合约。 何国科说：“这就再一次凸显了我们专业律师的力量。我们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保证了基金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确保他们不会在一些临时突变的风险中垮掉。” 谈及当下国内公益组织在法律层面的缺失和亟待自律警醒的问题时，何国科把它分成“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来剖析。 内部方面，目前很多公益机构的内部治理不健全，包括理事会、投资、志愿者管理、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工作都非常不规范。比如一些公益机构在人事制度上缺失严重，不与员工签订劳工合同;还有不少公益组织“理事会”不“理事”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理事长“一言堂”，动辄一拍桌子自己说了算，理事会应有的职能作用完全无从发挥。 再比如说，社会团体，其内部的矛盾多涉及到会员矛盾，这样的矛盾远非第三方机构所能调处和解决，因为你既不是执法部门，亦无管理权限，你跟他们讲何谓“合规”，何谓“违规”，压根没用，人家不搭理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何国科也很无奈。 外部方面，主要涉及募捐和外部合作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募捐资格去募捐了。有些公益组织觉得自己只要是做公益，就可以到处去募捐，其实法律不允许，因为不具备募捐资格。有些就属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属于典型的违规操作。 令人忧心的是，现在很多公益机构对相关法律不熟悉，自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差，非得出了事才抓瞎。特别是对《慈善法》的学习掌握，需要引起行业内普遍重视。 第二种情况是公益组织在与商业机构的合作过程中，被欺骗被利用。 结合过往的诸多案例，何国科说，商业机构可能采取的欺诈手段如下： 利益交换。比如说我要给你捐一笔钱，但你要给我一定的回报，这回报可能是为我今后的商业活动背书。例如你以后做任何公益活动，都要注明说“XX企业为我机构战略合作伙伴”。对方会利用这个名义，打着公益的旗号，在外围为自己的商业目的贴金，从而赚取长期的商业利润。 这就属于在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没有详细注明双方的责权利，让对方钻了空子。如果该企业一旦涉及销售欺诈，那对公益组织声誉的负面效应和社会形象的破坏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因为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导致劳动成果被拷贝抄袭，产生侵权行为但又无法约束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如果说上述几种情况属于因公益组织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被动局面，何国科说，有些问题则涉及一些公益机构主动僭越“雷池”，违规甚至违法操作。 某基金会要投资一部电视剧，投资额为2400万元。为了达成商业投资目的，该基金会以本机构的名义，与某风投公司签订了一个第三方协议，由基金会为这个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来该项目出现问题，无法偿还所欠资金，基金会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这家基金会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上了黑名单。 还有一种就是涉及“关联投资”的违法行为。 具体说就是涉嫌利用投资的方式抽逃出资。比如说，某基金会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他们会拿出其中的几百万来，再买回本机构发起人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属于典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他们自己却会辩称说：“这是基金会的投资，属于保值增值。” 何国科说，类似这些违规操作近年来层出不穷，且花招不少、形态多变。 几年的公益律师做下来，何国科觉得工作难度远远比想象的要大，内容也要繁琐得多。“这份工作不是越做越容易，而是越做越难了。” 何国科一直庆幸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一个“好师父”——“致诚”的带头人佟丽华。“勤奋、务实和严谨”这三点是佟丽华主任对何国科触动最深的。他说，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也会以此标准来要求自己。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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