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遥远，总有一些灿若繁星的名字，让后人永远地仰望。无论怎样渺小，总有一束七彩夺目的光芒，照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呼啦啦迎来一个新中国。到今年10月1日，这面五星红旗在风雨的洗礼下已经飘过了将近75年辉煌的历程，把一个走进现代文明的繁荣的中国展现在世界的东风，吸引了人类的目光。在仰望这面五星红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无数个普通但却非凡的名字闪耀在这面旗帜上。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有一种名字是用热血和生命写成的。在抗日战争时，当日本鬼子的战火向我们的国土和国民燃烧时，这些泉籍华侨热血青年用自已身躯化作了炮火，用自已生命换回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他们的名字叫“华侨抗日英雄”。他们闪光的名字为成长在共和国的怀抱里而荣耀，共和国为拥有这些可爱的名字而自豪！这些华侨青年回国抗日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国抗日战扬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他们的名字在五星红旗上闪闪发光。
泉籍华侨遍布于世界各地，但主要聚居在东南亚各国。抗日战争中，他们为支援祖国伟大而艰巨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海外泉籍侨胞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积极组织南侨总会等华侨救国救乡的联合组织，发动侨众以财力物力人力援助祖国抗敌御侮。这些爱国侨青弃学业，辞去工作，告别亲人，跋山涉水，回到祖国后又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许多人为国捐躯，壮烈牺牲。
爱国人士施纯亮和杨志民同是旅菲回国抗战华侨青年，杨志民先到延安，他们共同在延安学习生活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施纯亮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了纪念旅居菲律宾华侨杨志民，在抗战时期回国参战的爱国精神，写的《火样的革命热情 青松似的革命性格》——记杨志 民同志的文章全文如下：
我和杨志民同志相处期间，他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四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杨志民同志是福建泉州市亭店村人，侨居在菲律宾宿务市。抗战爆发不久，他就毅然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同其他五位华侨青年在党组织指导下，于1937年11月间从宿务市回国，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是抗战开始后，菲律宾华侨青年回国投奔延安较早的一批。当时，我和一些想投奔延安但仍在犹豫中的华侨青年学生，曾敬慕地称他们为“开路先锋”。当我们知道有六位宿务的华侨青年，前几天已经路过岷尼拉，回国直接去延安时，我和几位同学激动万分，纷纷下了决心:“开路先锋已经出动了，我们还犹豫什么?要快跟上去!”不久，我就和另外三位同学，冲破各种困难，紧跟“开路先锋”，回国投奔延安了。
到延安后，我立即打听这六位“开路先锋”。得知他们已在几个月前胜利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我马上到“陕公”找他们。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杨志民同志。我十分高兴地对他说:“你们是开路先锋，我们在你们的鼓舞下，也紧跟上来了。一定还有许多人，会跟你们走这条道路。”杨志民热情地拉住我的手，笑着望了好一会，然后既严肃又谦逊地纠正我的话说:“真正的开路先锋，是共产党，我们是党指挥下的战士。在菲律宾时，我就相信，和我们走同一条道路的，一定有成千上万个华侨青年，决不只是我们几个。”
后来，我也进“陕公”学习。不久，我和杨志民都被抽调到“陕公”廿二队一区队，并编在一个班里。这个区队的 学员，全部是华侨，一部份同志将在学习后参加华侨工作团。
从表面上看，杨志民的性情比较沉静，不多讲话，对人似乎有些冷漠、孤傲。可是，一经接触和相处，我才发现， 他是怀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不论对革命事业，对同志，都那么忠诚和热情。
刚一到班里，他就关心地问我:读过些什么理论书?还缺少什么学习材料?并详细地向我介绍“陕公”的教育方针、学习方法和要求。他一听说我没有笔记本子，就亲自去帮我买来几张有光纸和新闻纸，亲手替我装订起两本学习笔记本子。又带我进城到书店里，挑选购买了一些基本理论书:《列宁主义概论》、《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还细心地向我介绍每本书的要点、重点等。过了几天，他知道我很快地将《列宁主义概论》一书读完 了，就关心地问我:“你认为列宁主义的最主要中心是什么?”我回答说:“是战略与策略问题。”他说:“可见，你并没有领会书本的主要精神。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战略与策略也是为实现与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于是，我又将这本书从头认真地读了一遍，觉得杨志民讲得很有道理。从此，我们就常在一起读书，共同探讨研究问题，使我获益不浅。
杨志民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我和他睡在同一条炕上，夜间，他经常帮助班里的一些同志盖棉被，那时虽已是春天,但延安是大陆性气候,中午时太阳暖烘烘，可是一到夜间，气温仍相当低，对我们这些在热带长大的人，仍感到寒冷，是一个极大威胁。我虽然有一条薄棉被，可是，由于没有烧炕的柴禾，土炕是冰冷的。我又没有 铺垫的东西，到下半夜就常被冻醒，在被窝里冷得发抖。有一天夜里，我却睡得很暖和，一觉睡到起床号吹响。跳起来一看，才发现是杨志民将他的大衣盖在我的被子上。我很感动，想说几句感激的话，他却没有让我开口，笑着说:“我的棉被厚，再盖上大衣就热得睡不着了，大衣给你盖，正好，你暖和了，而我既不冷，又不太热。”其实，他的棉被也并不比我的厚多少。他在夜间帮我盖被时，发现我爱蒙着头睡，就轻轻地将我头上的被子拉下来。第二天，他对我说:“蒙头睡对身体不好，锻炼惯了，就不那么怕冷了。我自己体会，越是怕冷，就越觉得冷，我们还得好好锻炼才行。”后来，我果然在他的帮助下，逐步改掉了蒙头睡的坏习惯。大概是五月里，我生了病，头疼发热，不能起床。那几天，正好世界青联、学联的代表团访问延安。为扩大国际影响，搞好国际统一战线，延安倾城出动热烈欢迎，党中央的有关首长也亲自参加欢迎，延安热闹得象过节。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出动参加各种欢迎活动。可是，我却偏在这时候生病，心里又着急又难过。班里的同学都去参加欢迎活动了，杨志民却主动放弃了这难得的机会，留下来陪伴和照顾我。他象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似的，细心照料我，安慰我，帮助我取药、弄饭，还特意到校外一家小饭馆里买白面馍馍给我吃，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吃到的东西。那时，我怀念远在万里之外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一次不禁想得暗自掉泪。为怕让杨志民看到，我装睡觉，将头蒙在被子里。第二天，退了烧，杨志民扶我到门外朝阳的墙跟晒太阳。他挨着我沉静地坐了一阵，突然问道:“想家了?”我摇摇头说:“不想。”他脸色变得严肃了，说:“不对，我晓得，昨天你想家哭了。这也不奇怪，初离开家，又离得这样远，信也无法通，偶尔想一想，也难免，也并不丢脸，我有时也想家。不过，你不应该说不想家。做一个革命者，一定要忠诚坦白，不作假事，不说假话。”我听了很惭愧，就将自己的思想如实地对他谈了。从此，我们互相之间的感情更亲切了，我很愿意向他谈自己的思想活动，他也总是热诚地帮我提高认识。后来，我发现，班里许多同志，都同杨志民相处得很密切，有事总喜欢找他商量。
那时，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党在敌后的力量迅猛地发展壮大，我们的军队扩大了好几倍，开辟和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各地纷纷向党中央要求派干部。学校组织上也不断号召和组织大家到前线去，到敌后去，许多同学都响应号召上前线了。我满怀热情地多次响应号召，但都没有被批准，而要我继续留校学习。我感到受很大委屈，就告诉了杨志民。他说:“你刚入校几天，什么课程也未学，怎么就要急着出去工作?”我说:“《毕业上前线》那首歌里不是说:‘国难已经逼到了眉尖，谁还有心长期钻研’?我想立即上前线!”他又一次严肃地说:“革命热情还得加实际精神，这是《列宁主义概论》里讲的，学过又忘了?你革命热情高，很宝贵，可是，你当前的实际情况，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组织上不会让你马上到前线去的。”我急忙问是那两个问题。他说:“第一，你对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还没有最起码地学一学，很多问题还认识不清楚，直截了当说吧，你的思想觉悟还不高。你要好好下功夫学习提高，出去工作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你的组织问题，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希望你争取在这里把这个问题解决，再出去工作。这可是个政治生命问题，第一生命问题呀!”我听了他这些肺腑之言，深受感动!他关心人是关心得那么深刻，那么至诚，是多么好的革命老大哥呵!
过了不久，他多次找我详细地了解我的经历、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以及对党的认识等。然后，要我写个详细的自传交给他，并问道:“自传一定要真实，半点也不能说假话，能做到吗?”我庄重地回答道:“一定能做到!”我把自传交给他不久，他对我说:“组织上根据你来校后的表现，审查了你的历史情况，认为是好的。现在，你可以正式向党写入党申请书了。”我激动地问道:“我能够当共产党员吗?”他说:“我看可以。不过要经过组织上讨论批准。要是不批准，你说怎么办?”我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努力学习、工作，争取做个共产党员!”他满意地点头，说:“这就对了!我们都应该把一切全贡献给党。”后来，又经过党支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我很快地就被批准入党了。在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党支部负责人梁湘同 志告诉我:“你的党小组长，就是杨志民。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里过组织生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党内生活中，党小组长已变换了许多，可是，对我入党后这第一个小组长，印象最深刻，他对我的入党教育和政治上的热诚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
杨志民对同志热情、谦虚，对自己却是严格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队到外面搞一天野营训练。这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虽然又要练紧急集合，又要背着背包行军、爬山，可是我总觉得很有趣。出发前，正好杨志民身体不舒服，疝气又正好发作，行走有困难。我劝他向领导上请假，不必参加。他却说:“要是真上战场，敌人打来了，还好请假吗?去向敌人请假吗?要求敌人等我病好了再来吗?”我说:“这又不是真上战场。”他听了很不高兴，说:“我看你呀，还带着一脑子小资产阶级的不切合实际思想，你当这是做游戏吗?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个课目，都是为了准备上战场，同敌人真刀真枪干!”他坚持参加了这次野营训练，一路上咬牙坚持，不掉队，还抢着帮别人背东西。当天晚上返校途中，作了最后一个训练课目:包围搜索一个小山头的残敌。这是较艰苦的，要分散成小组，冒着漆黑的夜色，漫山遍野地搜索，爬山、跳沟 坎、登悬崖、钻小树丛，个个累得混身衣裳汗湿透。杨志民尽管身体不好，却一步也不拉下，冲锋陷阵，做得那么认真，真象是上了战场一样，还不断向身旁的同志做鼓动工作。可是，回到学校，他已累得不能动弹了。
1938年六月底，我们队的学习基本上结业了，大部分同学已纷纷离校奔赴前线和敌后，我也被批准到华北八路军去工作。和我同路去华北的，还有黄再生和孙xx(已忘他的名字)。这两位同志，都是和杨志民同路从宿务回来的。命令公布后，杨志民将我们三人召集在一起，恳切地说:“你们被批准上前线，我为你们高兴!你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我身边还剩有点钱，分给你们每人一块钱，在路上也好买碗茶水喝。”当时，我早已身无分文，当拿到他给的这一元钱的票子时，真是激动万分!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钞票，而是一个革命同志火热的心呀!这张钞票，我保存好长时间，再困难也舍不得用掉。我们出发的那天早晨，杨志民很早就起床，帮我们整理行装，并一再嘱咐道:“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关心帮助。”我问他:“你准备到哪里工作?”他说:“现在还不晓得。听从组织安排，叫到哪里就到哪里。”我问:“你是不是要参加华 侨 工;作团回南洋去?”他说:“这也要看组织上的安排，党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不过按我自己的想法，我希望能在祖国的土地上战斗一辈子，把我的全部力量贡献给祖国。祖国需要时，我随时准备献出我的生命。”他又说:“这一次，也说不定是我们最后分别。那也不要紧。我们是共产党员，就是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的。”那天早晨，我们出发去华北各地的有几十位同志，其中有好几位是我们区队的华侨青年。杨志民和其他许多留校的同学以及领导同志。将我们送出学校大门外，又沿着城东飞机场向东送了好远。大家一起慷慨 激 昂地高 唱着《再会吧，在前线上》歌子，依依惜别:
“再会吧，在前线上!
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什么牺牲!坚决抵抗!
把残暴的日本野兽，都赶出中国的地方!中华民族儿女们，慷慨悲歌上战场，的海一二不复失地誓不还乡!……”
我们离开时，杨志民送我们走了好远，才停下步，我再次同他握别，然后昂首阔步向东方进发。那天的晨雾很浓，走出几十步，我和黄再生等几位同志再次回过头，想再看看杨志民，但被浓雾遮住，看不见了。我们就大声喊道:“在前线上再见!”听到了远处传来杨志民同志亲切而坚定的声音:“在前线上再见!祝你们胜利!……
光阴荏苒，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杨志民同志却再没有见过面。1939年春天和冬天，我曾两次回延安，都急切地打听他的消息。有人告诉我说，杨志民同志在我去华北不久后，也分配去华北晋东南根据地工作了。但我打听不到他的具体工作单位，后来，还听到有人传说:杨志民同志在敌寇扫荡中牺性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找到他是否确已牺牲的证明，也打听不到他离开延安后的具体情况。只有他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他那青松似的挺拔、正直的性.格，永远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杨志民，一个在菲律宾过着富裕生活的华人，却选择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他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国投身革命，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他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出于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深知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
在延安，杨志民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深入理解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并迅速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山西新军中，杨志民的领导才能和战斗技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带领同志们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英勇和智慧，使他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了一名英雄。他带领的队伍在战场上屡次立下赫赫战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杨志民的事迹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英勇，更是所有为抗日战争胜利付出过努力的华侨的缩影。他的故事是对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革命先烈们的最好赞颂。
杨志民舍家为国的抗战精神，充分体现泉州华侨的爱乡爱国精神精髓；充分展示泉州华侨的民族凝聚力；充分表明泉州华侨的勇敢战斗，不畏艰难，不怕流血牺牲英雄气概；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泉州华侨抗战的革命历史，是一段艰难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光辉历程，也是中共福建历史形态上所体现的革命精神闪亮点和辉煌的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特性，将在泉州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熠熠闪光，激励我们锐意创新，开拓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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