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 齐志）在中华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着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完整。陈赓之妻王根英就是这样的英雄，抗战之际，她为了保护公款牺牲在日寇的枪口下。
2026年3月12日下午，公益中国人一行追寻烈士足迹来到了河北省邢台南宫市高村镇前后王家村，这里是王根英烈士牺牲之地。
走进后王红色小学，在中心校刘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王根英烈士纪念室，就进一步挖掘整理王根英烈士事迹，多种形式弘扬好、传承好烈士精神就行了交流。
随后一行人瞻仰了“交马寨惨案纪念碑”和“王根英烈士殉难地纪念碑亭”。
1906年，王根英生于上海郊区一个贫民家庭。全家十几口人靠租种地主田地过日子，生活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后来父亲出走做了道士，母亲到纱厂做工，养活全家。
11岁时王根英随姐姐进入到上海日商开办的恒丰纱厂，开启了童工之路。后又顶替姨娘的名额到英商开办的怡和纱厂，王根英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得到的工钱只有二三角。有时劳累过度，她干着干着就不由地打起了瞌睡，这是工头的皮鞭就会雨点般落在她的身上，还要被罚一天的工钱。悲惨的童工生活养成了王根英不屈不挠的性格。为求生存，她经常带领小姐妹同工头、资本家斗。她把姐妹们组织起来轮班放哨，工头来了就赶紧干活，工头一走就怠工。一次，王根英利用雨天气候潮湿、纱容易断的机会，联合工友们齐心行动，故意不接头，让纱全部断光，然后去找工头评理，提出砂轮转速太快，断纱无法接上。资本家只好把纱轮换粗，转速减慢。王根英的机智、勇敢得到了工友们的赞赏与信任，渐渐地她成为姐妹们的主心骨。
在斗争实践中，王根英深深感到文化的重要，她曾在自传中写道：“不识字，没文化是最苦了，但哪有机会读书呢？要读书就不能做工，也就不能生活。只好望书兴叹。”
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工友俱乐部和工人夜校，赵世炎、恽代英等著名共产党人亲自到夜校为工人讲课。王根英高兴地跳了起来，立刻参加了夜校学习。她在这里不仅学文化，还学习政治。革命理论是王根英更加成熟，明确了斗争方向。不久，经两位夜校老师的介绍，王根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她所在厂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运动，王根英率领怡和纱厂7000多名工人参加了全市数十万人的罢工游行。在厂里她亲自同英国老板谈判，提出“承认工会的权力；增加工人的工资和改良工人的待遇；缩短劳动工时”等项要求。这时王根英19岁，她穿着女工的服装，坐在谈判桌前使英国老板吃了一惊，但仍然认为她不过是个没有教养的工人，便故意拖延时间。王根英站起来指着英国老板说：“你们没有诚意谈我就回去，但没有我的命令工厂就别想复工！”经过长期的罢工和几个回合的谈判，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大部分要求，还发给罢工工人每人三元的补贴。
10月，王根英成为了中共党员。这时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穷凶极恶地向工人进行反扑，他们捣毁了总工会，通缉捉拿党和工会领导人。王根英在厂里转入秘密活动。11月的一天，王根英和部分工人去总工会开会，迟到了当日的夜班。第二天，英国老板将王根英扣押，用恐吓和收买的手段警告王根英，以后不要再与老板作对，但遭到了王根英的严词拒绝。老板恼羞成怒，将王根英抓了起来，送到了巡捕房。王根英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厂工人立即罢工。工人们冲到巡捕房，把巡捕房紧紧地包围起来，高呼口号要求释放王根英，不然绝不开工。巡捕房惊恐地操起高压水龙头向工人猛射。时值初冬，冰冷的水喷在衣衫褴褛的工人身上，工人们被冻得直打颤，但为了营救王根英，他们没有后退一步。经过两个小时的斗争，巡捕房不得不把王根英放了出来。工人们欢呼着，簇拥着王根英回到了厂里。为了狠狠地打击资本家的气焰，厂党支部决定继续罢工，工人们张贴标语，争取社会支持；工会出面向英国老板提出：厂方必须向王根英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随便抓人、打人，保证工人的人身安全。双方相持到第四天，厂方终于屈服，表示向王根英赔礼道歉，并答应了其他条件，斗争以胜利告终。
1926年，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全市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取得了胜利。但怡和纱厂的资本家异常顽固地坚持，开除以王根英为首的40名工人，增加工资不予兑现。从此，王根英离开了纱厂，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离开工厂后，王根英先任上海沪东区女工部长，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委员，参加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二次起义失败。第三次工人起义，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的领导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并进行了严格的军训。王根英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哥哥的反对，把周恩来带给沪东区的部分枪支和区部委购来的弹药藏在家里。1927年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命令：中午12时全市罢工，紧接着工人武装起义。王根英负责运送起义用的枪械。当起义队伍行至华德路时，她将藏在家中的抢单发给工人纠察队。在商务印书馆门前，起义队伍和巡捕发生了冲突，展开了一场搏斗。搏斗中王根英亲手从巡捕手中夺获了一支手枪。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工人纠察队攻克了警察局、电报局、兵工厂等重要部门，占领了全上海，起义宣告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选举了上海市市民政府，王根英当选为政府委员。
第三次工人起义没过几天，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员惨遭杀害。根据党的指示，王根英转移到武汉。4月27日，王根英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王根英和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陈赓相识、相爱，不久结婚。6月，王根英又参加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7月下旬，陈赓随周恩来乘船秘密赴江西参加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王根英则回上海从事中共中央的地下交通工作。
同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筹建了中央特科，以加强对付敌特机关。1928年4月，中央特科成立了情报科。陈赓自南昌起义后腿部负重伤，历险辗转也到了上海，此时伤已基本痊愈。中央决定陈赓化名“王庸”，出任情报科科长，负责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考虑到当时工作环境异常艰难，为了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让王根英和陈赓能更方便地开展工作，党组织特意安排二人住在一起，以家庭为掩护开展工作。为了让避开特务的视线，他们经常搬家。每次搬家，他们都选择出路多，以躲避的地址。为了保护陈赓和中央情报工作的安全，王根英总是细心观察周围的动态，注视一切可疑之处，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局面。对于警察的盘问、特务的打探，王根英都机敏地应付过去。后来，他们的儿子知非逐渐长大能说会跑了，王根英更是小心谨慎，从不让孩子知晓自己家住址号码，也不告诉儿子父亲的真实姓名。有时陈赓带枪回家，把枪藏到枕头下面。一次小知非独自出去玩，看到街上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忽然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我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知非，并紧随知非到家门口。幸好遇到王根英出来找儿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王根英立即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秘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印度巡捕从王根英从容、自然的神情中看不出什么破绽，只好快快离去。三年的地下工作，王根英协助陈赓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并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了严密的关系网，营救了许多被捕的同志，包围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1931年4月，发生了顾顺章叛变投敌事件。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同陈赓共事四年多，彼此情况十分熟悉。顾顺章叛变，严重地威胁着党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特科采取了紧急措施，一夜完成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大转移，以最快的速度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将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陈赓与叛徒们进行了殊死较量，王根英也作出了贡献。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王根英先是隐蔽在一个朋友家里，8月至9月随陈赓携儿子一起转移到天津工作。10月陈赓奉命赴鄂豫皖红四军工作，王根英带着儿子又回上海沪东区继续做工运工作。
这时党派帅孟奇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工作。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上海各界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王根英以工人反帝大同盟的名义组织了工人救护队、担架队，千方百计搞药品，夜以继日奔波于前线救护，运送伤员。
淞沪抗战结束后，王根英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党派刚到上海的女大学生夏之栩做她的秘书。她们先后领导了香烟厂、套鞋厂等厂的罢工斗争，彼此配合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2年王根英和夏之栩还举办了一期工人干部训练班，刘少奇还常到训练班给学员上课。
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12月，王根英在上海被捕，经受了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的考验。1934年9月经上海公堂会审，王根英被判刑八年关进了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这里还关押着曾和王根英一起工作过的帅孟奇、夏之栩等众多女共产党员。她们又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以特殊的方式同敌人进行斗争。王根英入狱后很快成为对敌斗争的骨干。他们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和洗碗等一切机会传递消息，研究对敌斗争策略。为了改善政治犯的待遇，他们先后进行了多次绝食斗争。1934年下半年，为了反对国名党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她们进行了第三次绝食斗争，王根英以顽强的毅力鼓励难友坚持到底。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狱中生活得到改善，并赢得了学文化和家属探监送东西的自由。王根英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还学会了刺绣技术。她亲手在狱中为儿子绣了一只枕套留作纪念，这个枕套成为她宝贵的遗物。
1936年秋，国名党当局将“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转移到设在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妄图以狡猾的感化手段来瓦解这些战士的意志。到“反省院”后，他们被按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借口不识字被编在以学文化为主的三班。院方规定全体犯人每天都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课，王根英和难友们故意喊听不懂，闹得教员只好该教她们学文化。敌人阴谋又失败了。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8月19日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首都反省院”，在政治犯名单里看到了王根英、夏之栩等，马上向院长提出要见她们，院长满口答应。当王根英和夏之栩等三人从牢房出来看见周恩来、叶剑英时，一下子惊呆了。意外的会见使她们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叶剑英说了句：“还认识我们吗？”她们才如梦方醒，高兴地扑了过来。接着周恩来向院长提出要把王根英三人带走。院长说要保单，周恩来马上说：“我和叶剑英做保！”王根英、夏之栩她们终于脱离了牢笼。
王根英出狱后，随同周恩来经西安于8月26日到达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在这里王根英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陈赓。陈赓在8月27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我们竟夜之谈，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王根英到云阳时正值八路军出师抗日前夕，部队忙于整编。几天后，陈赓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之职，准备率部出师抗日到山西前线。9月15日，王根英告别了陈赓，于次日步行去延安。陈赓给她一匹编制以外的瘦马以期对王根英稍有帮助。离别时陈赓心潮起伏，王根英也流出了眼泪。
王根英到延安后先入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后到《新中华报》报社工作，1938年秋被调任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学校任教导员。财校学员是边行军，边上课。由于多年牢狱折磨，王根英身体很差，部队为她配备了一匹骡子，供她行军时骑，但王根英却一直让伤病员骑着。王根英以往的战斗历程和在抗日前线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她成为学员们的光荣榜样。
1938年初，一二九师主力越过平汉线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不久，王根英随师供给部率财校师生也到了冀南。冀南是平原地带，敌伪力量很强，斗争更加残酷，供给部和财校也不断遭敌袭击。
当时，日军抽调了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财经干部学校决定跟随主力越平汉线西进，转往太行山区，但有一部分伤病员不好办。王根英提出：“你们带领队伍先走，我在后面收容。
1939年3月8日，王根英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东南的前后王家庄，黎明前突然接到报告，有数百名日伪军向驻地奔袭而来。没有时间争论，队伍火速转移。
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先把骡子牵到卫生队去驮伤员，自己最后随警卫部队撤离村子，在队伍末尾的收容队艰难地行进。日寇在放火，有个伤兵渐渐地掉队了。
“跟上队伍！”王根英喊了一声。随后把分配给她骑的骡子牵来：“来，骑上！”
“不，指导员，你坐过牢，身体不好，你快骑上走吧。我，我死了算啦！”“不要再说了！骑上！”王根英命令道。
伤兵骑上骡子走了。王根英跟在队列里，一拍棉衣，顿时蒙了：挎包呢？里面还装着文件和一大笔公款……糟了，走得急，还放在学校的炕桌下!她站住了：“不行，我得回去取！”伤员们也都争着要去。但她阻止了所有的人，不容分说，拔腿就向冒烟的村子跑去。
王根英跑进自己的住屋，看见挎包还在炕桌下，急忙抽出来，捏捏包里硬鼓鼓的东西还在，又惊又喜，转身就往外跑。
也就是这一个折返：她的生命突然濒临绝境。日本兵已经发现了人影，朝着她开枪。她从一个树墩跃向另一个树墩，看着前面不远的一条浅沟。刚要扑进去，罪恶的枪口已经瞄准了她……
她一下子栽倒在雪地上。她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节。她倒在一个全体妇女都值得骄傲的日子——3月8日。这位党的优秀女儿已壮烈牺牲在日军枪口下，挎包还被她紧紧抱着。王根英牺牲时年仅33岁。
她再也看不见那些焦急等待她的伤病员，看不见等待她谈话的财经干部学员。那支类似玩具的小手枪还躺在挎包里，这也是陈赓送她的战利品，她还没来得及端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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