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我国历史悠悠的长河中，从清政府的灭亡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一段特殊的历史阶段。这期间困惑与希望交织，污秽与崇高辉映，黑暗与光明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在这个十分矛盾的时代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人物，而在湖南这片红色土地上，一大批革命女英烈巾帼不让须眉，用热血与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其中一个叫缪伯英的女性脱颖而出。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从开慧故居对面的宾馆出来，看到公路上方一块“缪伯英故居”的指示牌，于是，就决定了前往这位中国革命的妇女运动先驱的故居去感受她的：“以身许党，敢为人先”的崇高精神，坚定的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勇于牺牲的家国情怀。
杨开慧故居到缪伯英故居约4公里多的路程，等车不到，我就步行前往来到了缪伯英故居。
缪伯英故居始建于1830年，占地约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平方米。为缅怀和传承烈士精神，2005年，长沙县委、县政府修复了故居，并对外开放，2011年，故居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19年全面提质修缮并再次对外开放
长沙县开慧镇飘峰村枫树湾，一座土砖木瓦结构的民房呈现在眼前，它安静、简朴，如同身后常年葱郁的飘峰山，守着自己的本色，默默地，不争芳华。
这处平房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笔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党员就出生在这里，她的名字叫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先后在北京、武汉、上海等地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对批判封建礼教、维护妇女权益作出了积极贡献。
缪伯英、女，乳名玉桃，1899年10月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长沙县清泰都枫树湾(今开慧乡飘峰村)人。其父缪芸可是晚清秀才，致力于“教育救国”，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尤其注重妇女教育，先后创办多所中小学以及女子职业学校。母亲汤尚恒亦知书达理，深明大义。l916年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即稻田师范)，与向警予同班。1919年7月，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到京不久与北大湘籍同学何孟雄相识，并常去北大听讲演。
1920年3月，她与何孟雄等加入李大钊等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0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为充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当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爱情。1921年10月9日，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他们一“英”一“雄”，也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
1922年秋，她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部长，并与何孟雄一起编辑《工人周报》、《劳动通讯》。不久，她遵照党组织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民盟会”，旋南下南京、武汉开展工人、妇女运动。1923年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参加领导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1925年任湖南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在1926年10月，北伐军克武汉，她与何孟雄同时调武汉，何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她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女书记蔡畅工作。次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武汉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0月初，她和何孟雄去上海，何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她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任沪东区妇委主任。时上海地下斗争残酷，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工作繁重。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缪伯英积劳成疾。
缪伯英时常天没亮出门，夜深才归，回到家里也不能立刻就睡，还要照顾年幼的一双儿女——何重九、何小英。1929年的一天晚上缪伯英正在给长女工开会，突然有人报告说发现警车朝这里驶来。缪伯英立即组织女工从后门撤退。到了凌晨五点下起了雨，他的丈夫何孟雄听到枪声见缪伯英还没有回来就出去接应。结果在一个小河边找到了昏迷过去的缪伯英。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伤寒，加上长期的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最终也没有抢救过来。1929年10月下旬，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缪伯英的生命只有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与何孟雄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缪伯英临终前嘱咐丈夫一定要好好照顾孩子，但不幸的是何孟雄在妻子去世不久，也因叛徒告密而牺牲。他们夫妻牺牲后，他们的孩子被寄养在上海孤儿院，到了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孤儿院被迫解散。令人落泪的是，他们两个年幼孩子从此下落不明。
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缪伯英在发动组织工人斗争的同时，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兴起。缪伯英常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2月，缪伯英参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持罢工。同年夏，受党组织的派遣，缪伯英到张家口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同时，组织工人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秘密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为失业工人募捐。并在“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起而澄清”政府的行为。1923年，缪伯英积极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反动军警关押了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缪伯英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与敌人周旋，躲过密探，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家属的心意传送给被捕的同志。
在领导妇女运动中，缪伯英重视妇女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统一。1922年，她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筹备“民权运动大同盟”。为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缪伯英在民权运动宣言中设置了“制定劳动保护法及决定妇女在政治经济上一切平等权利”等保护妇女权益的规章。随后，她参与领导北京女权运动，指导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制定了“纳妾以重婚罪论”“禁止公娼、买卖婢女、妇女缠足”等维护妇女人身权益的规章。认为政治上获得权利是保障妇女经济、教育等权益的根本途径，在章程上表现出“特别重视参政运动”。同时，针对当时全国各地一些妇女同盟脱离劳动妇女群众、倾向于上层女子争取政治权利的倾向，缪伯英强调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还要保障妇女经济权利，并帮助南京妇女组建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提出“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的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等主张，以实现对劳动妇女群体的团结。并指出，妇女运动要融入人民解放斗争之中，“第一步要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封建军阀，第二部要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随着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劳动妇女运动快速兴起，1922年，“仅上海、广东、湖北三地，女工罢工的工厂有60余个，罢工人数达3万余人，罢工次数达18次之多”。
1924年，京师警察厅在北京地安门内腊库胡同16号杏坛公寓逮捕了张国焘。出于安全考虑，组织安排何孟雄与缪伯英撤离北京，回到湖南。1925年1月，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请缪伯英担任湘区委员会妇女主任，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师附小校长，深入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1925年3月，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随即对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进行优化改组，改组后的联合会会址就设在女师附小。缪伯英开始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的工作，积极号召个县组织女界联合会，带动妇女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为妇女争取利益。五三运动爆发后，缪伯英积极参与组织湖南女界联合会的力量，组建了“五三惨案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等开展游行、散发传单等活动，声援上海工人。1925年底，缪伯英推动湖南省女界联合会邀请省各社团筹建湖南省济难会，以接济困难青年学生和失业工人。1926年，缪伯英组织湖南省女界联合会以及省委领导的“青年妇女学艺社”等团体，筹备举办“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在大会上，他分析了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妇女遭受压迫的现状。3月，日军舰队欲驶入天津大沽，被国民革命军驱逐，随后日本联合英美向段祺瑞政府发出通牒，要求撤出大沽的国防设施。3月18日，李大钊等人组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游行抗议，要求政府拒绝无理要求，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缪伯英立即主持召开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并以“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各界”“慰北京伤者”“致国民政府”“致国民军”等通电，并于4月夏曦、徐特立等人组织召开“湖南省人民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呼吁驱逐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告慰烈士英灵。在领导学生运动中，缪伯英善于运用新闻媒体的舆论作用。1922年底，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北大校长蔡元培不愿与他共事，提出辞职。北大学生与北京各校学生发动“挽蔡驱彭”及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北大学生会共同推出代表，去上海联络全国各地学生，并向南方各界求援。缪伯英作为学生联合会代表南下武汉，会见新闻记者，向武汉教育界及全体师生发表演讲，鼓励正在开展运动的学生坚持斗争。她利用新闻媒体表明立场，深入宣传，既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对当局形成了舆论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运动中的学生，促使运动取得更好的效果。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缪伯英从“教育救国”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牺牲了家庭。30年的人生岁月一直在追求“光明的路”。原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曾称赞缪伯英：诚实朴素，沉着勇敢，能灵活地用公开与机密、非法和合法相结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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