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7月19日下午公益中国人重走长征路来到了甘肃迭部，在这里我参观了红军长征俄界会议旧址及茨日娜毛主席旧居。
夏日的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山色青翠，熏风长养，群山环绕的俄界会议纪念广场上，鲜红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前来献花、瞻仰、致敬的人们络绎不绝，有一队队身穿红军军服接受红色教育的单位职工，也有天南海北的游客。
高吉村群山环绕，依山傍水，西南有八座山峰，故村名藏语称“高吉”（取八个山头之意）。这里地理位置偏僻，国民党军队部署力量相对较少，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召开会议、进行短暂的休整提供了有利条件。
踏着青石铺就的台阶拾级而上，我来到了俄界会议纪念碑前，俄界会议五人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的雕像分列在纪念碑四周。
1935年9月10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给我走。”李维汉一直站在路口，一一清点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各单位的队伍，结果发现没有政府机关的人，于是赶紧跑到政府机关的驻地。发现他们还有大量的辎重需要捆扎。李维汉急了，要求把大东西统统丢掉，必须带走的全部放在马背上。
一直跟随红军大学行军的李德在这个时刻表示：我虽然同中央一直存在分歧，但在张国焘这个问题上，我拥护中央的主张。他对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说：“中央决定北上，把你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了！”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联合组成的，政委何畏和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在红军大学中叫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干部团中的干部大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中央要强行北上，宋任穷对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表示：“中央要走一定要把特克团带走，否则我们就开小差去追中央。那时候可不要因为我们开小差开出我们的党籍。
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有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述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陈昌浩那里，报考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是非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李特再次传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9月10日凌晨过后，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
林、聂、彭、李（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口口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后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1935年9月10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余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天亮时，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来了，部队只好走进了一座大山中。好容易遇到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很少的一点儿粮食，毛泽东和官兵用水调了一点儿青稞面喝了一下去。第二台天继续前进。这里距离俄界还有六十里的路程。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沿着包座河向东北方向疾进，道路十分泥泞。一边是翻滚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红军中会游泳的奋力游着，不会的便往悬崖上爬去。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红五军团（红五军），红军第九军团（第三十二军）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
漫长的夜晚过去了。
东方的云翳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血色在云霞从缝隙中喷涌而出。
距离从草地边缘分出去的那部分红军越来越远了，此刻，被冷雨淋湿的毛泽东万分痛苦，他率领着红军正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和不断袭来的饥饿行进于中国西南部蛮荒的原始密林中。他并不知道此刻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中央红军前景不明北进之路实际上已经敞开了。
九月十一日从万分危险的情况下脱身而出的红军陆续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的高吉村（藏语音译“俄界”），毛泽东在这里与一直等候着他们的红一军团会合了。
俄界是有一位杨姓藏族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由于国民党军队无法在这里立足，到达这里的红军相对安全了。据说这个杨姓土司自清至今已经是第十九代，他们每年向国民党当局纳税之后便平安无事了。他们对红军也没有什么敌意，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库向红军敞开，让红军用一些枪支换取他的粮食。杨姓土司知道，这支军队只不过是过路客而已。
与红一军团会合的时候，红军官兵悲喜交加。悲的是，红军居然分成了两部分，而且大部分在很远的地方，这使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徒增了令人不安的因素；喜的是，自那个充满危险的夜晚匆忙北进之后，至今除了行军的艰辛之外，一路没有发生大的险情，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第三军团终于汇合在一起了。
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口气严峻了许多：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并以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九月十一日二十二时
第二天，1935年9月12日上午11时，党中央在高吉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以及红一、红三军团的主要指挥员都出席了这个重要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周恩来由于病情再次恶化未能出席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面对红军出现分裂的苗头，以及对战略前进方向判断上的分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思想上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
高吉村是中央红军长征路过甘肃的第一个落脚点。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保证了中央北上方针的实现，这个小村庄因此被载入史册。
走进高吉村，一座座藏式小楼错落有致，在众多院落中间，隐藏着一个用土围墙夯成的两层小院，这里就是俄界会议的旧址。小院内，面向我左侧就是当年召开会议的土房子，至今依然保存完整，弯腰穿过一个低矮的形如窑洞的拱形门，就置身于会议现场。
我很难想象，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当时的党中央和红军成功召开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走出会议室，爬上一截大约两米长的木头楼梯，就进入了当年毛泽东居住过的小木楼，机要室、值班室仍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红军战略方针的报告，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毛泽东在其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将对未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是解释中国革命史中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启示缘由的重要依据：
......
我们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十七日要集中第一地点未实现。张到芦花，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才把四方面军调动，但来到毛儿盖即动摇，一到毛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去阿坝、右路去班佑。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政治局说四方面军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是说他在鄂豫皖、通南巴时期，从通南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通南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是他觉得通南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议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方针是否可能？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我们有现地地到苏联边境只有五千里......我们估计到运动战的可能还是有，但相应受限制，所以我们应该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使运动战与与阵地战配合，这一问题，很尖锐地提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总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就永远打游击战争......中央不能打到箭庐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估计，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
目前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今天说来，是两条路线斗争，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动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做组织结论......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哪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重作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党中央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毛泽东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现在已无法实现，因为“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了，所以出路是继续向北“打通国际联系”，“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途径是“经过游击战争”——此时，毛泽东没有关于陕北苏区的任何消息。他在客观地衡量了目前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之后，提出了打游击这样一个低调的军事策略；而“打通国际联系”的方针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红军在陕北和甘南一带继续移动作战的主要指导原则，并由此可以解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这一时期作出的所有决策的内在原因。
俄界会议进行当中，张国焘的回电到了。
张国焘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央的，竟然说中央有人“通敌”：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由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于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趁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绝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竞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谐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需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返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九月十二日十时
张国焘的另一封电报是给红一、红三军团指挥员的，预言北进“不拖死也会冻死”：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望诸兄其细思吾言。
并报徐、陈
国焘亲笔
十二日二十二时
可以肯定，毛泽东两个电报都看到了。
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的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后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汇合了。”
根据红军当时的处境，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文件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同意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提议，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将原有的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成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再一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方针，继而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次会议史称“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据《迭部县志》记载，会议后，红军很快开始了新的征途，党中央在高吉村小河边的一棵白杨树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了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并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的告同志书。
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高吉村，向北上唯一通道腊子口进发，拉开了攻打腊子口的序幕，加快了北上抗日步伐。周恩来则留在高吉村接受当地藏医的救治，在伤势好转后，离开高吉村与红一方面军在宕昌哈达铺汇合。
参观完俄界会议会址从高吉村出发，驾驶着摩托从乡村道路到省道疾驶，六十多公里的路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旺藏乡。
在旺藏寺的东面约三百米的地方，有个二三十户的藏族村子叫茨日那，在村边我远远就看见路右边褚红色的纪念碑，靠近了看出碑身上“茨日那毛主席旧居”大字。茨日那毛主席旧居和小广场是新建的，在路边非常醒目。
俄界会议后，红军先头部队沿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旺藏寺进发，这段路程全是崎岖的山路和异常险峻的云崖栈道，行程艰难。中央红军于九月十三日到达旺藏寺，红一军住在旺藏村，红三军住在旺藏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警卫人员住在居中的茨日那村。毛泽东就是在其居住的木楼上决定了“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毛主席到达这里的时候正值九月，茨日那漫山遍野菊花飘香。据说，当时群众看到院子里的菊花都低下了头，聚在一起议论说，这次一定是有大人物到了我们这儿，花儿见了他都低头。
绿树掩映下，一座宏伟的雕像吸引了我的注意：毛泽东同一位手里提着一串辣椒的藏族老人亲切地握手，这座雕像被称为“辣子情缘”。
看到辣椒，我不禁想起毛泽东主席曾说过的‘不吃辣椒不革命’的话语。当地的朋友对我说，“因为知道毛主席是湖南人，非常喜欢吃辣椒，当主席抵达茨日那时，群众便主动为主席送上了当地盛产的辣椒。可即使这么好吃的辣椒，主席也没舍得吃，而是把它转送给了即将参加腊子口战役的将士们，让他们提神醒脑，打起精神攻下腊子口。”
这座雕塑不仅传递了藏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还表达了毛泽东作为战斗指挥者对前线战士的关怀和爱护之情。
远处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林木，近处是一排排规划完备、修葺一新的民宿。如今的旺藏乡，正在长征精神的鼓舞下，续写着藏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崭新篇章，这座昔日静谧的藏家小寨，围绕毛泽东旧居，以红色资源为载体，以文旅融合发展为平台，已被打造成了全国特色美丽村寨、全省红色旅游胜地，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
顺着漆成彩虹色的路面，沿着村里的小巷往坡上走。我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茨日那毛泽东旧居。当年毛主席就住在二楼的房间里，红军不仅没有打扰主人的生活，还帮他们打扫卫生、做饭。红军粮食短缺，群众主动拿出家里的粮食送给红军，但是红军不仅打了借条，还留下银元。”
如今。毛主席曾经住过的三天三夜的地方——茨日那村的一座二层藏式小木楼成为来自四面八方游客瞻仰的红色圣地。
在通往毛泽东旧居的连廊上，“一件红毛衣的故事”吸引了我的目光，驻足品味。1935年9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某部在藏寨朱立村驻扎时，连部一位年轻的通讯员不小心将房东家的瓷罐打碎了。第二天，当部队准备离开的时候，指导员在检查纪律时发现了此事。指导员严厉批评了通讯员，并要求他赔偿。可是，通讯员除了腰间的一支驳壳枪和身上的一件红毛衣，别无他物可以抵偿。指导员就要求他将红毛衣脱下来赔偿给房东老阿妈，通讯员一听就哭了起来，原来这件红毛衣是长征途中牺牲的妈妈给他留下的唯一遗物。了解情况后，房东老阿妈实在不忍心，但部队又有铁一般的纪律，只好拿出自家的一件羊皮袄换了这件毛衣，指导员又执意留下一块银元，此事才算了结。
转过连廊，就来到了毛泽东旧居——一座典型的藏式风格小木楼。这里面积不大，一铺连锅炕占据了其中一半，屋内陈设极其简单，但却是藏乡群众招待最尊贵客人的地方。1935年9月14日傍晚，毛泽东就在这座小木楼中，向红一军军长林彪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林彪迅速将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先遣部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随后，英勇的红四团指战员向腊子口进发，开启了新的征程……
桑杰是迭部县旺藏乡茨日那村民小组村民，因为1935年毛主席和红军曾在他家住过，现在他的家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50多岁的桑杰告诉来访的游客，这些年来他已记不清自家老屋究竟来过多少游客，更记不清自己曾向游客介绍了多少遍当年长征时毛主席在老屋住过的情况。
从爷爷那辈算起，桑杰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当年毛主席住过的这座小二楼，守护着他们的红色记忆。
这座藏式木楼，在许多新翻建的房子面前丝毫不起眼。进了院门后，面前有一座二层小楼，一楼是土质结构，二楼是木质结构，毛主席当年就住在二楼。二楼的居室内，还保留着桑杰一家三代多年来收藏的红军当年的物品——药箱、瓷碗、牛皮公文包等。桑杰说，这些物品有些是当年红军留下来的，有些则是爷爷格让和父亲阿仓一点一点从周围村民手中收回来的，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珍贵文物在他们手里得到保护。旧居内的毛主席像前，许多洁白的哈达表达了村民们的敬意。
“红军大部队进住旺藏，很多民房被征用，我家木楼因为够宽、够大而且易于守卫也被征用了。平常一片宁静的茨日那突然热闹起来，家里的院子人来人往，进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可以和气，也很有秩序，这些红军非常尊重藏民的生活习俗，不随便使用院里的东西。他们有的打扫卫生，有的烧火做饭，宣传队员在墙上书写标语，医生走村串户，为村里的老人治病送药。红军北上后，我的爷爷精心保护木楼的格局，墙上的标语用石灰暂时覆盖，红军留下的竹骨雨伞，厚厚的牛皮公文包和药箱都得到了精心的收藏。”桑杰说。
“无论如何老屋不能丢下，这是当年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父亲说了，要守好这里。”1983年，桑杰的父亲阿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嘱咐桑杰要守好毛主席旧居。当时的那一幕，桑杰说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现在，这座1927年建起的两层小楼，在桑杰一家的呵护下总体上保存完好，虽说已经九十多年了，但仍然结实，仍在承载着众多参观者对历史的回望。守护这座老屋的桑杰，2000年在小楼的旁边盖起了自家新房，新房旧屋围成一个小院。桑杰说，这是我们三代人的光荣，看好这里是我的职责，我死了，我要让我的儿子继续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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