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人（元振国）公益中国人重走长征路7月15日上午10点多钟来到了两河口，参观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两河口会议纪念馆。
1935年6月23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离开懋功，沿着一条商旅古道，经双柏、八角、木坡、抚边，于24日到达懋功以北七十公里的两河口附近。
两河口是两条河的交汇之处。发源于北面梦笔雪山的梦笔河和发源于东面虹桥雪山的虹桥河在这里相会，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绿洲，两河口镇就坐落在绿洲上。镇上有百余户居民，汉族居多，当时被称为“绥（靖）、抚（边）、卓（克基）、松（岗）各土之中枢”。入镇之后，毛泽东住在镇中关帝庙的大殿里，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住在山坡上的房子里。就在中央领导人离开懋功的同一天，张国焘也在秘书长黄超的陪同下，由一个三十多人组成的骑兵警卫排护送，从茂县出发，经威州、理番赶往两河口。6月24日，张国焘在理番下河口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与徐向前会面，然后于25日经杂谷脑赶往两河口。
6月25日，在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毛泽东等人对张国焘的到来高度重视，专门指示总政治部对会场进行布置，欢迎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这是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墙壁上用石灰水刷满“欢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口号，许多房屋前还挂起红旗，红旗上也写有标语。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四周用松枝镶起了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机。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率中央及军委机关四十余人，从会场步出镇外三里多，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身后的列队完毕等候张国焘的到来。其中，周恩来在过雪山时染了风寒，王稼祥伤久未愈，两人都抱病出门，中央对此次会面的期待与郑重可见一斑。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毛泽东与张国焘同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创建红一方面军的艰苦探索，而张国焘则于1931年从苏联回国，并于当年4月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成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两人各为红军主力的领袖，却一直没有晤面，仅从他处获知对方一鳞半爪消息；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曾在于1927年南昌起义时并肩领导起义，起义失败后退至广东三河坝匆匆分手，一别数年；周恩来、张闻天等则是张国焘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时一晤，自此遥遥相望。然而，历经数年战争风雨的磨炼，以自身的经历来感悟，他们都知创业不易。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等曾创建起面积不亚于中央根据地的鄂豫皖根据地，后来又在川陕地区打出了一片红色天地，当算得上轰轰烈烈。如今两路英雄即将相逢，怎能不令人兴奋!
可惜，天公不作美。毛泽东等人刚出镇子，天空便飘起了毛毛细雨，后来竟变成瓢泼大雨。但所有人都没有离去，站在随行人员临时用油布搭起的棚下，耐心地等待着。就这么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下午3时左右，泥泞的小路上，一匹快马在大雨中飞驰而至。
锣鼓声立刻响了起来。紧接着，三十匹高头大马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英武的卫兵，卫兵脚下的马蹄踏出一排排银色的水花。
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的大马上，高大而微胖，在卫兵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红军官兵用力地敲打着锣鼓，努力地高喊口号。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险、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残酷的战斗以及太多的伤痛和牺牲，此时此刻，他们备感胜利所带来的欢乐。红军官兵哭了，他们的泪水被裹在大雨里令山川青翠。留下喜极之泪的红军官兵无法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更加危险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异常憔悴，他伸了伸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
毛泽东此生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但根据他们各自的生平推测，应该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当时，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是这所大学图书馆里一名普通管理员，而二十一岁的张国焘不单是这所大学的注册学生，还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尽管当时他们之间地位不同，因为他们都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相信他们一定有过来往。
三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张国焘是这样记述那时他眼中毛泽东的：“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烬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境，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从现实的资料来看，中国工农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一九二七年。那时，中共中央暂时移到武汉，毛泽东和张国焘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民现状进行了调查之后，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主张。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豫鄂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眼下，在中国西部一条荒凉的小路上，壮实白胖的张国焘骑着一匹白马走在最前面，见到毛泽东等人出迎，在数十步外下马，边走边拱手：“诸位仁兄久等了，这么大的雨，劳驾你们，实在担当不起。”他快步走向毛泽东。两人相见，先是握手，继而拥抱，非常亲热。随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也与张国焘握手寒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的奋斗精神，让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备受鼓舞。我经常教育部队，要好好向老大哥学习，现在有了当面候教的机会，还请多多赐教。”周恩来回答：“四方面军的同志个个体强力壮，精神饱满，可见国焘兄等奋斗有成，值得我们好好借鉴。”一行人相携走进欢迎会场，早已集结在那里的一千多红军指战员立即欢呼起来。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走上临时搭起来的主席台，不断向欢呼的指战员挥手致意。欢迎仪式开始。毛泽东先致欢迎词：“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做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为中央红军准备了大量物资，热情支援兄弟部队。我代表中央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国焘同志。两军终于会师了。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并肩战斗，团结前进。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永远属于兄弟的一、四方面军!”张国焘致答词：“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广大干部、战士英勇西征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们欢庆我们的胜利!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对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军，我表示深切的慰问。胜利属于一方面军!胜利属于四方面军!胜利属于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他们的讲话赢得了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期间口号声始终不断，而“热烈欢迎张主席”的这句口号，让中央红军官兵们喊起来有些不习惯，因为他们只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他们暂时还弄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主席。欢迎会开完后，领导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脑海中。那个人温暖的时刻给了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经历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毛泽东和张国焘分别住在的南北两端：分配给张国焘的是这个仅有三十多人家的村庄里最好的房屋，这是位于村庄最北端的一家店铺，柜台里面是他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柜台外面是他的随行人员的住处。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住在村庄最南端的喇嘛庙边上。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炖的很烂的鸡肉和牛肉，大量的米面和食物，还有大罐子装的酒。依旧先是互相的敬酒词，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的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人部队。其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有意回避着敏感的话题，反而是喧闹的的宴会显得有些空洞。毛泽东照例拿“是否吃辣椒是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开着玩笑。而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搞到无形中的隔阂。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胡宗南部27个团固守文县、平武、松潘、江油地区，堵截红军北上。杨森。邓锡侯部约50个团，由南向北筑垒推进。刘文辉、李抱冰部约15个团，在西南康定、泸定一线，筑垒扼守大渡河右岸。薛岳、郭勋祺部在绵阳、新津集结，向西推进。从敌人人整个部署来看，是企图阻止红军进入岷江东岸和嘉陵江流域，并防堵红军重渡大渡河向南，以此将红军围困于川西北大草原。在这种形势下，红军要突破敌人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建立川西北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已不可能。
为了统一红军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上午9时在两河口昨晚举行酒宴的喇嘛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会议开了一天，到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会议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着重讲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周恩来报告完毕后，会议进行了讨论。
张国焘首先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发言。但他又说：“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更重要的是北边有胡宗南部20余团兵力，如打不下胡敌，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认为，西康西边有800万人，如能以松潘，理番、懋功、西康为后方发展根据地，消灭胡敌当更有把握。因此，他提出了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敌，先向南打成都，而后向川、康边发展的方针。
会上，毛泽东主张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迅速打松潘，消灭胡敌向前，力争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并强调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和军委解决。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刘伯承、聂荣臻、邓发、凯丰等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所作的报告。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是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了可能。大家一致赞同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最后，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即《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联合签署的《松潘战役计划》正式下达。
这次会议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新形势，明确地指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和6月16日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有进一步发展。首先改变了战略重点，把战略重点从四川移到了甘南，以甘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其次是战略行动作了新的部署。把实现北上战略方针的枢纽，从茂县、北川、威州移到了松潘、平武地区，把战略行动方向向北推进了几百里。这个方针内容更明确、更具体，并形成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就为党中央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当时，终于会合的两支红军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陕北那片由共产党人刘志丹创建的红色根据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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