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导报讯 马云说，公益不缺钱，关键是缺好的、可行的项目。马化腾说，他们不单出钱，关键是出力。近日，一场共话环保的会议——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大会，让马云和马化腾同台。有趣的是，这一回二人的头衔相同，不是阿里巴巴或腾讯的掌舵人，而是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席主席。
这次会议上，包括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在内的23家公益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旨在聚合公益机构力量，推动公益保护地发展，助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盟许下与绿水青山的约定：到2030年，推动社会公益力量帮助国家有效保护1%国土面积。
他们因何结盟？
“我们不是要代替政府做保护，也并不一定比政府保护得更好，而是提供补充，让民间和政府形成合力。”
今年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桃花源基金会）副总裁马剑拜访全球环境研究所，提出构想：集合民间力量帮助国家管理自然保护地。对方建议，不妨设立保护联盟。
今年2月14日，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十余家公益机构的代表参加。他们开玩笑说，因为对自然保护是“真爱”，所以才会在情人节当天聚在一起。
为什么要做公益保护地？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认为，很多数据体现了我国在自然保护方面的成就，但仔细研究会发现，现有的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对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来说还不够。对于一些零星的、挣扎在破碎的环境中的物种，特别是鸟类、爬行、两栖动物和植物，保护区覆盖率还比较低。
即便在已经划定的保护区内，保护效果也有待进一步提高。2016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部对全国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开展了2013年～2015年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发现33个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剧烈，89个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明显，一些自然保护区的价值和功能受到损害，个别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大幅减少甚至消失。
其中，保护人手不足是制约因素之一。截至2015年底，我国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已达17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而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的研究，全国从事生态保护的仅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13亿人口的0.0038%在保护占国土面积18%的保护地。
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彭奎表示，市级以下的保护区，受限于人员、经费等因素，保护力量更为薄弱。“所以，仅靠政府来保护，压力太大了。”彭奎说，以往保护区建设中的全民参与度不高，而只有调动企业、原住民、民间机构等力量参与，才能实现开放、多元的治理。“我们不是要代替政府做保护，也并不一定比政府保护得更好，而是提供补充，让民间和政府形成合力。”
1%的目标，定高了还是低了？
“1%的约定只是一个起点。”“仅靠民间机构的力量很难达成，但若调动大量公众，保护潜力极大。”
养过鱼，开过石材厂，59岁的寸玉周是云南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顺应改革发展的弄潮儿。前些年，他发现养鱼对环境有影响，觉得“赚再多的钱也买不回绿水青山。”于是舍弃主业，加入云南鹤庆西草海自然保护中心巡护队，带着一帮老伙计做起了看鸟人。
老寸连用4个“很”来形容巡护工作和现在的生活——学了很多新知识，了解到很多新物种，做得很开心，也很满意。“我最喜欢的就是西草海的绿孔雀。我也有信心把西草海保护得一年比一年好，欢迎大家来西草海看一看，我给大家做导游。”
有人问，保护地联盟1%的目标，定高了还是低了？一位专家回答，仅靠民间机构的力量很难达成，但若调动大量像寸玉周这样的公众，保护潜力极大。
吕植说：“1%的约定只是一个起点。”从科学层面，这样的保护是必要的。2015年，被誉为“生物多样性之父”的爱德华·威尔逊在新书《半个地球》中提出，保护50%的地球，可以保证80%的物种不至于绝灭，否则地球的生态环境将不可持续。
在我国，政策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探索社会力量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新模式。《方案》还提出，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这为公益机构注入了强心剂。一位从业者解读，国家已经做好开放的姿态，迎接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现在的关键是，社会力量准备好了吗？
他们计划做什么？
“发起这样一个联盟，就是希望所有做公益保护地的机构都能在这一平台上共享经验，好的经验传承下来，走过的弯路避免再走。”
社会力量也走过不少弯路。
在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有一面造价278万元的“耻辱墙”。它由一罐罐装着琥珀色蜂蜜的玻璃瓶组成。这不是行为艺术，而是桃花源基金会首席科学家王德智和同事们给自己的警示。
2015年秋天，老河沟出产的蜂蜜进入质检、加工、罐装环节。然而，一记响亮的耳光随即拍来——向来品质极高的老河沟蜂蜜，被检出含有早被禁用的农业抗生素——氯霉素。“我们头都大了，一遍一遍地梳理。”团队开始检测此前留存的每桶蜂蜜样品，发现问题出在一位蜂农的蜂蜜上，可他的生产操作完全符合规范。几经筛查比对，团队发现这位蜂农在进入保护区前，从老家的一位养蜂人那儿购买了几箱蜜蜂。正是这几箱蜜蜂在前一年使用过氯霉素治病。
后来，桃花源基金会决定销毁当年老河沟保护区产出的全部蜂蜜，损失200多万元。此后更是把对外购蜂群的检查列入了每年的管理重点。
这是场教训，也是笔宝贵的财富。“发起这样一个联盟，就是希望所有做公益保护地的机构都能在联盟的平台上共享经验，好的经验传承下来，走过的弯路避免再走。”桃花源基金会CEO张爽说。
在过去的6个月里，保护地联盟发起机构引入了线上课程，分享做法经验，吸引超过千人参与。
桃花源基金会拓展中心总监杨方义介绍，联盟将搭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平台，建立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规范、标准和评估体系，总结经验和知识，推动行业的能力建设，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一线公益机构开展保护工作，为建立中国多元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填补保护空缺、提高保护管理能力、扩大有效保护面积等做出积极贡献。
这个联盟里，既有关注生态领域的公益慈善基金会，也有长期在一线从事保护实践的NGO。他们建了个在线讨论群，经常热烈讨论到晚上12点。保护地联盟成立大会上发布的《中国社会公益保护地发展观察2017》和《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定义及标准》，就是他们群策群力的成果。他们还列出了长长的2018年度行动计划清单，比如设计并上线联盟网站、推出线上课程并组织线下参观培训、开展政策研究和推动政策落地、参与配合行政执法工作等。
现在，联盟已对外开放，等待更多机构的加入。对于它的未来，从业者有不同的期待。在黑龙江从事大马哈鱼保护的张天航，希望携手联盟里的国际组织，促成中国和俄罗斯的大马哈鱼保护合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刁鲲鹏希望联盟内机构共享专家库、罗列各自擅长的领域清单；也有人提出让联盟加强行业资源和人员调配，推动保护地建设中各机构的分工合作。
张爽表示，他们这代人很幸运，见证了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当初小岗村改革的先行者动机可能很简单，就是希望摆脱饥饿和贫困。“今天跟绿水青山立下的1%约定，也是今后30年我们这代人的机会和责任。”
延伸阅读
既保护生态 又改善生活
环保要有公益的心态、商业的做法
2012年3月，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政府与民间环保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由后者管理老河沟县级保护区，政府负责监督。在保护区，民间机构组织当地居民建立巡护队，杜绝盗猎盗伐。保护区里的生产活动，则被引到区域外的拓展区，开发生态农产品，帮助居民创收。
在老河沟工作多年的王德智深信，要实现长期有效的保护，一定要让当地居民找到既不影响保护又能得到更多收益的产业。“利用保护区周边最干净的土壤、空气和水，生产最安全、生态的农产品，应该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团队鼓励村民用“自食标准”种花生花菜、养土鸡家猪，保证卖给外人的产品品质和给自家孩子吃的一样。两年后，产业规模扩大了，参与的农户从9户增加到70户，自食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此外还打造出高品质的拳头产品——老河沟百花蜜，销往国内外。2016年，通过生态农产品的销售，不仅周边居民户均增收1万元，还有额外330万元的收益，能够支持老河沟保护区一年的保护工作。
而在老河沟保护区内，民间机构培训当地居民和林业工人，制定巡护员标准，指导大家提高巡护能力、安全监测水平。他们花了5年，让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让一度几乎绝迹的齐口裂腹鱼如今在任何一处溪流都可以看到。
无独有偶，在四川关坝熊猫栖息地，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也通过蜂蜜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带动公众参与到生态保护中，并建立起关坝自然保护小区。几年下来，还吸引了6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子里。中心创始人吕植曾问村民，关坝自然保护小区意味着什么？“他说，意味着女儿会有更好的生活。”
“现在保护的主体有很多是公益机构，但我觉得，也可以是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的所有人。”吕植表示，无论是政府支持、市场认可，还是公益组织埋单，都应寻找到恰当的鼓励机制，让保护地居民做保护有回报。她希望从法律、经济等层面，探索普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权利和路径。
对此，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也有共识。“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生物多样性价值未能融入到经济价值体系中。”她提出保护地友好模式，通过提升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有公益的心态、商业的做法，绝不能倒过来——商业的心态、公益的做法，弄一块地就全部搞房地产。”桃花源基金会联席主席马云认为，后者是不可持续的。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帮助当地农民富起来，做公益的过程中有收益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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