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五环边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中学。7月17日，“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和她朋友们举办的“童行星球”夏令营正在这里进行。郝景芳在给孩子们上“奇幻影视故事创作”课程，她的最终目标，是将孩子们的创意，制作成电影。 因为雨果奖的明星效应，郝景芳的公益项目“童行书院”得以更快落地，“童行星球”作为其中一部分，进行了一系列创意课程研发，这些课程已经开始在这次的夏令营中给孩子们带来知识和乐趣。 一节“魔法课” 夏令营第一天的奇幻之旅，从构思一个魔法或神兽创意开始。在观察了各种电影中的创意之后，同学们开始分组设计拥有各种魔法的小怪兽。 一位颇有责任心的男同学设想他的神兽可以掌控冰雪，在火灾发生时，用冰变成滑梯放在窗口，人们就可以逃出来。另一位调皮的同学希望自己的神兽可以隐身，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小偷身边，吓走他们。还有一位设想自己家开了餐馆，如果有客人挑事儿，小神兽会帮他打架…… 有了最开始的创意，接下来，郝景芳和更多专家老师将带他们尝试情景设计、故事设计、舞台呈现、剧本创作等。她希望能帮助孩子们编织出一些故事、设计剧本原型，然后再找专业团队做后续加工，最终将这些创意转化成一部电影。让孩子们的才华不再被忽视。 “童行星球”计划还有一部分由纪录片团队执行，他们在跟进学生合唱团，进行纪录片拍摄。 给他们平等的机会 在跟这些孩子面对面交流时，郝景芳发现，他们非常有想象力、思考能力、有很多爱好。他们的表达不一定有花哨的词汇，却思维清晰，非常有个性。她希望“奇幻影视故事创作”课程让孩子们将自己的创意表达出来。这样的机会在城市教育环境中有很多，但在贫寒的家庭里却很少。 “虽然教育资源有差别，但孩子内心的丰富程度没有差别，有些孩子经历的更多坎坷还可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郝景芳说。 蒲公英中学是目前北京唯一一所打工子弟中学。学校副理事长郭明，也是郝景芳在清华大学的学长。“我们打工子弟中学的孩子，比一般同龄人经历丰富一些。他们随父母东飘西荡，每个人背景都不一样。”郭明说，“他们的经历更有意思。” 郭明讲到学校曾经有过斗殴事件。事件发生后，学校组织同学们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被别人看不起”是负能量，另一个孩子则写道：“看不起别人”也是问题。这样的交流让叛逆的孩子们有了克制。 17日来夏令营做志愿者的一位中学生姑娘，给妈妈发了这样一段微信：今天看到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苦，生活条件很差，但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累地在北京生存，留在一个城市真的挺难的，但更令人伤心的是，这些孩子不比那些有钱的孩子差。他们更加努力甚至更有才华。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对话郝景芳 《公益时报》：你创办的童行书院是怎样一个运作模式? 郝景芳：童行书院是公司注册，要做成一个社会企业，有一部分盈利项目，在贫困地区度假村开设亲子游，向城市家庭销售课程，用以支持团队运转和公益项目。公益方面，在城市中关注流动儿童，在贫困地区就做留守儿童的教育。同样的课程，在公益这部分是不收费的。 目前在崇礼万龙滑雪场的站点已经开始运行，贵州的两个站点正在建设，吉林也在洽谈。 除了一些通用的标准化课程，在不同地方课程设置会有所分别，比如贵州会结合当地民俗、艺术进行设计。另外也要考虑老师们的专业。比如在崇礼的两位老师，一个是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参与过国产大飞机的研发，他开的课程就是飞行器相关的，带孩子们做航模，从中教授一些物理知识。跟他同去的妻子是清华大学艺术史博士，自然就教授艺术类课程。老师在站点最短服务一年，保持相对稳定。 我们的课程能够通过城市中比较挑剔的父母的检验，让他们满意，说明水准是非常高的。这也保证了我们公益课程的质量。否则，如果只是集结一些人去山区上课，跟大学生志愿者支教也没什么区别。 《公益时报》：除了教育方面，怎么考虑贫困地区的儿童更基础的生活需求? 郝景芳：我们在贵州地区做过家访，了解了情况。设想是，为他们联系一些爱心人士，进行面对面交流、一对一帮助。这样的捐赠更有温度。 书院在中间不涉及募款，我们不是公益机构，没有募款资格，也不打算做成基金会。主要精力还是投入到教育上，让孩子能够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这样的帮助更大一点。有时候直接给钱，也并不能转化为对将来有用的能力。 在贵州的学校里，有些孩子确实学习差得不行，3年级以后就跟不上了，这样的孩子在现在的社会里很难找到谋生之道。而大部分家长的教育非常有限，虽然口头上说：“让读书，能读到哪儿就读到哪儿。”但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读书，没有能力与孩子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也不会给孩子买书，知识和资源上并不具备条件。 首先要帮助他们在个人能力上，突破父辈的能力天花板，然后在社会资源、渠道等方面，外界可以提供帮会组。如果能力不够，就很难有抓住机会、改变命运。所以要让孩子们知道，学知识、学本领才是改变命运的途径，让他们领略到这点就不错了。 《公益时报》：我们面对城市和山村孩子有什么不同? 郝景芳：我们是以教育团队的身份过去。对他们的教育态度与在城市里教学没有差别。我们在培训老师时讲：企业文化只有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孩子的个性，尊重他们内心的意愿。 《公益时报》：你讲过自己支教中帮助了一个小女孩，但更多的同学就失去联系了。 郝景芳：那时候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他们后来没有再跟我联系，我也没有主动去追踪他们的去向，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确实是无能为力。包括现在蒲公英中学这些孩子，对他们的去向也有些无能为力，只能是在教育内容中多传递一些东西，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有好的发展。 《公益时报》：支教的经历影响到了您的工作选择吗? 郝景芳：对。我当时工作首选是研究机构，简历投到各种研究所、企业研究员之类的，但在得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offer后，就没再找其他的。在这里可以一边做研究、一边做公益。现在我也是两边兼顾。 做童行书院，基金会也很支持。今天上午方晋副秘书长就来支持我们活动，还把他女儿送来做志愿者。 《公益时报》：相对很多作家而言，你的态度一直非常温和。 郝景芳：清华给我的改变就是“行胜于言”，若只能批评不能做事的话，也没什么用处。所以如果我觉得什么东西不好，就去做点事情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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