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作者：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关于阐述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是不断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终结，其奥秘就在于它始终自觉地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发展的辩证法，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坚持以发展的观点对待自己的理论，一步也不与客观实际相脱离。恩格斯直至临终前还谆谆告诫人们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也告诉我们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是其理论的最终归宿。这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是需要不断以人类社会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完善的，否则就有可能“过时”或者成为僵死的教条;要科学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原理，就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它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结合起来，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其统治地位，并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历史课题，主要是教育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来为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们正确地解决了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的历史课题。但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他们未能对20世纪下半叶面临的新课题做出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来，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对这个新的时代课题做出科学的回答，首先必须摆脱几十年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僵化了的错误观念的束缚，跳出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还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总结二战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各国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说过：“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紧紧扣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键点，紧密围绕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见解和新观点，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而是从现时代的迫切需要出发，冲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不仅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而且对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尝试进行了深刻地反思，认识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等于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主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体现，更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发挥，从而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动态的描述。他还在剖析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各种体制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发现束缚生产力发展、妨碍社会主义优优越性发挥的最主要原因是过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实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问题上，他从着眼于破坏旧制度变为着眼于建设新制度，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上，从为社会主义建立初步的物质基础变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目标上，从注重量的扩张变为注重经济质量和经济素质的提高;在政治制度发展上，从着重肯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变为着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主义具体政治制度;等等。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国化最重大、最系统的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达到了新的高度，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事业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则离不开它的当代化。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它集中地反映在从“左”倾到正确的转变，从“固守”到改革的转变，从“结果”到“过程”的转变，从“均贫”到“先富——共富”的转变等诸多方面。他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和疾苦放在心头，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极力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方法，探索新路子。正是由于他尊重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制定出了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诚如江泽民在阐述邓小平理论时所指出：“总起来说，这个理论总结近20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总结国际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必须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
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有过空谈未来理想社会而无视现阶段发展条件的“左”倾理论，也有过苟且于眼前暂时利益而取消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机会主义理论。从理论的逻辑结构上说，他们最大弱点就是对现实条件和未来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上缺乏科学的说明，这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一般目的说明中的理论难点。解决这个难点的根本方法论出路，就在于准确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方法论中坚持现实具体性和革命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正是基于这一点，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提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目的，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概括地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有十大创新和发展：即完整地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准确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的规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合理地调整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形式;正确地规定了先富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系统地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所有这些，都将为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借鉴。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跨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它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其伟大的指导作用和生命活力具有超时空性，不仅对现在而且对未来，都会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如果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奋斗的世纪，那末，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世纪。到21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将达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向更高的目标迈进。要实现这个宏传目标，就更需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并在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它继续推向前进。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挽救和支撑了社会主义。20世纪下半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倒退(跌入低谷)，美国预言家的“倒骨牌理论”认为：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中国会不会是一张等待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呢?回答是否定的。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社会主义中国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不仅继承了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真谛，而且以面向人类文明的广阔胸怀，在中国大地上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结局恐怕比现在更糟糕。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大收获，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更是社会主义走向21世纪的光辉起点。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要的是要学好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当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模式失败或垮台后，社会主义亟待自我完善和创新的历史关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经验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最重要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当前正面临着一次更具深远意义的新飞跃，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当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突出代表。目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尽管时代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但时代的内涵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没有排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但却改变着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经济发展能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质量，成了两种制度竞争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严重挑战。这是新一轮的龟(社会主义)兔(资本主义)赛跑，“新”就新在兔子始终没有中途停顿下来睡大觉。因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创新和当代化，势必以适应这种时代主题变换为出发点，并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来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这也恰恰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并不在于它取代了原苏联模式重新树立了一种供别国模仿或借鉴的样板，而在于它改变了这种不良风尚，开创了一个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和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当代化和多样化的新时期，孕育着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力量和无穷的发展潜力。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拓宽了新的空间。“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希望和前途?”这是苏联东欧剧变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尤其是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出乎意料发展的情况下，历史和现实向人们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是肯定的。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中国的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就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其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必须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来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能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振兴之路，但是，我们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找到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也许还要在迷惘中摸索，付出更多的代价。邓小平早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必将为广大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为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重新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挥示范作用。
此文载《理论月刊》1997年第9期。此文发表后，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1997年第12期转载全文。此文被评定为湖北省优秀论文三等奖。（吕光虎 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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